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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買賣合法化的支持者在論及現在器官銷售合法化且擁有充沛資源的國家時，往往會舉伊朗作為標榜的範例。在伊朗，只要是中央政府機構所管制的器官銷售，均屬合法。捐贈者會因自己的犧牲而獲得金錢，復原期間也有醫生照料。結果，幾乎再也沒有患者出現在等候名單上，等候新腎的到來。

我致電人類學家薛柏-休斯，想討論伊朗採取的解決方法，她沒好氣地說：&ldo;伊朗活體捐贈合法化時，竟然天真地認為腎臟供應量的匱乏問題只是營銷問題而已。然而，伊朗政府承擔了管理黑市腎臟貿易的責任後，掮客與腎臟獵人的名稱只不過是換成&l;移植承辦人&r;，他們仍舊是暴徒，在街頭和遊民收容所誘拐人低價捐贈器官。&rdo;

換言之，合法化並沒有讓從事這一行業的人改變動機，只是讓他們的違法手段合法化罷了。

第四章　家長會面

我租了一輛起亞(kia)汽車，已經連續數小時弓著身體，握著方向盤，飛速駛過一片片的玉米田和一間間的小鎮教堂，最後終於停在美國中西部的某條街道上。我試著不要引起別人注意。這條街的對面，有一位十一二歲的男孩，他穿著銀色運動短褲和美式足球t恤，正在自家前院拿著枯枝玩耍。我的心臟痛苦得怦怦跳動，不曉得自己是否準備好永遠改變他的人生。

為了這一刻，我已經籌備了數月之久。之前，我在印度金奈那些布滿灰塵的警察局裡，跟身穿卡其色制服的警員談話，詳細查閱無數疊法院檔案。堆積如山的證據訴說著令人心碎的故事，印度貧民窟的兒童遭人綁架，賣到孤兒院，進入全球領養管道。我特別調查了其中一起案例，在這起案件中，警方堅稱已追蹤到某位被竊的印度男孩的下落，連他在美國的地址也查到了。兩天前，男孩的父母透過律師，請我轉達口信給美國的家庭，期望能獲得友好的回應，良善的溝通。不過，當我穿越了10個時區，終於來到這裡之後，卻茫然若失，不知該怎麼辦了。

副駕駛座上面，擺著一份破舊的米黃色活頁夾，裡頭裝了證據：一小包相片、警方報告、頭髮樣本，還有法律檔案，裡頭詳細描述了這起在印度法院裡滯留長達十年的案件。而住在郊區的這家人很有可能完全不知情。我一直等到男孩緩緩走到房子後頭，才小跑步到門口按門鈴。

來應門的是一位十幾歲的印裔女孩，她露出好奇的微笑。我結結巴巴說：&ldo;你媽媽在家嗎?&rdo;不久，一位金髮女人來到門口，她穿著牛仔褲和長袖運動衫，以狐疑的目光望著我。

1999年2月18日，這一天是席娃嘉瑪最後一次看見兒子蘇巴希，當時他還很小，得要她抱著才行。席娃嘉瑪就像泰米爾納德邦的許多印度人一樣，沒有姓氏，她住在金奈的普瑞安索貧民窟，此地與美國中西部之間，不僅地理距離遙遠，文化的差距也同樣很大。孩子們在熙熙攘攘的街上玩板球，臨近的印度洋送來了令人無法忍受的濕氣，包圍著整條街道。儘管街上十分擁擠，仍被視為安全的區域，即使無人特別看管的孩子，也會有鄰居幫忙留意看著。

所以，那一天，當席娃嘉瑪把蘇巴希留在離住處不過數十米遠的抽水機那裡時，心裡也自然覺得會有人看著他‐‐確實有人正在看著他。印度警方說，在席娃嘉瑪離開的那5分鐘，可能就有個男人把她那剛學走路的幼兒抱到電動三輪黃包車裡了。警方認為，蘇巴希應該在隔天就已經被帶到該城郊區的孤兒院，因為孤兒院會付現金買健康的兒童。

對於做父母親的人而言，這是最恐怖的夢魘。席娃嘉瑪和她那做建築物油漆匠的丈夫納格西瓦&iddot;勞烏，接下來5年的時間都在印度南部四處搜尋兒子的蹤跡。這一家人從不放棄希望，深信他還在某個地方活得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