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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後，給後代政治制度所打上的深深烙印。可是由於官僚士紳限制君主獨斷專行這一目的不可遏止，後來的文官自覺不自覺地逐漸把內閣塑造成了實際上代替宰相的權利機構。

內閣擁有“票擬”之權。這就使它對皇帝權力的限制，超過了過去的宰相。所謂票擬，便是代皇帝草擬各種文書，大量是關於六部、百司各類政務奏請文書的批答。

它可以是先與皇帝共同討論，作出決定後再草擬成文字，更多的是內閣先擬好批答文字，連同原奏請文書一起送皇帝審批。

由於票擬要比以往各朝輔佐君主處理政務的制度更加細緻、周到。特別是過去（如唐宋）草擬下行詔令和稽核上行奏章的機構，有中書，有門下。有翰林院，比較分散。明代全都歸口於內閣。

這就給大多數皇帝單純倚靠內閣票擬，自己可以不怎麼關心政事。提供了極大方便。其結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廢去，皇帝直接指揮六部、百司政務；實際上多半依靠“票擬”定奪，皇帝的意志和權力受到內閣諸臣極大的左右限制。

如果說儒家的“君逸臣勞”要找一種理想模式的話，那麼明代內閣票擬便是這種模式。

由於票擬是下達皇帝詔令的正常途徑，所以明代內閣限制皇帝濫下手詔、中旨的鬥爭，更加制度化。

當時一般的做法是：各類文書全歸口於內閣票擬，疑難者由皇帝召閣臣一起商議決定。但必要時皇帝也可在禁中主動提出自己關於政事和用人的意見，透過手詔、中旨（或宦官傳口諭）下內閣票擬。對於這類手詔等，內閣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絕，全都合法。

歷史上絕頂聰明的嘉靖皇帝，經過多年與文臣的鬥爭　，終於使中旨慢慢合法化，成為皇帝的一種權力。儘管如此，在此之後，應信用內閣、而不應濫發中旨的意見，仍接連不斷，沒有一個皇帝在原則上加以拒絕。

因為君主擁有至高無上權力。各個君主的性格並不相同，每屆內閣成員又各有特點。所以君主與內閣矛盾後，越過內閣，逕發中旨處理政務之事也不少。

但是明代皇帝雖有時下中旨處理政務。似乎由他獨斷專行，實際上並不合乎慣例、制度。

皇帝自己心理上大概也得承受很大負擔，怕成不了“明君”。所以萬曆皇帝對閣臣的抗議。只得以“不省”了之。反過來也就證明，一般情況下。必得受內閣的限制。

此外，除了內閣之外。還有六科給事中也在制度上直接起著限制皇權的作用。

明初設吏、戶、禮、兵、刑、工六科給事中，成為獨立機構監察機構。其重要權力之一就是：皇帝所下中旨，內閣未反對，草成敕詔；或內閣票擬，合皇帝心意，批准執行，都得再發至給事中處詳審。如以為有害整個統治利益，同樣可以封還詔書。

正因為內閣、給事中等各種制度的限制，在明代，表面上廢去宰相，君主獨斷專行更加厲害。實際上發展的結果是，君主行使權力時在制度上受到的限制比過去更大，想要獨斷專行的困難更多了。

到了崇禎皇帝這裡也是如此，儘管他胸懷大志，想要一掃萬曆、天啟二帝的頹廢。但是因為沒有受過正規的帝王教育，崇禎皇帝的政治手段非常匱乏，根本不是老奸巨猾的閣老大臣的對手。

為了免除制縛，崇禎皇帝只能透過中旨傳達自己的意願。

崇禎皇帝為人暴躁，並且殘忍，對待哪怕是保扶他登上皇位的首輔來宗道，也沒有留一點兒體面。

像這樣性格刻薄，內心敏感多疑的皇帝，是非常不好伺候的。所以哪怕崇禎皇帝下發中旨，一般的閣老、給事中也不敢冒著極大地風險封還。

接到崇禎皇帝的中旨，晉陝總督楊鶴也非常為難。作為一個文官，他對於皇帝肆意踐踏規矩也比較反感。但是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