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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過。不過罪不在他。國家干預是有深刻經濟與社會基礎的，沒有凱恩斯也會有其他“斯”。自由主義者的批評對社會是有益的，但想埋葬凱恩斯主義就太天真了。

黑格爾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裡“合理的”不是說存在的東西一定正確，而是說它有存在的理由，有必然性。凱恩斯主義就是這種意義上的“存在的”。

經濟學家要學胡適

我一向敬佩胡適先生。這不僅是由於胡適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由於他對中國文化進步作出了獨特的貢獻，而且還由於他的獨立人格和他對政府的態度。

胡適是受美國教育的自由主義者，從本質上是與國民黨的專制對抗的。但他絕不是革命者，企圖用暴力推翻這個政權。他不反體制，不反政府，但也不是現存體制和政府的幫手，甚至幫兇，當“抬轎派”。他對蔣氏政權的種種專制行為持強烈的批評態度，希望政府以和平、漸進的方式推進*化。足以體現他這種立場的是他沒有組建，甚至參與任何以反政府為目的的政黨、組織，也沒有在政府中當官（僅當過四年駐美大使也是出於抗日的目的，至於當北大校長，當年並沒有“副部級”的級別，不算什麼官），始終保持了知識分子獨立的身份和獨立人格。今天，經濟學家受到民眾批評，成為“千夫指”，根本原因還不在於他們水平低，而在於缺乏胡適的這種態度。

胡適這種態度的基本立場是不反政府、不反體制。黑格爾的一句名言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這句話的意思，不是說存在的都是好的，而是指，無論它好與否，它的存在有必然性。用暴力手段推翻這種合理的存在必將引起社會*。無論動機有多善良，社會都要付出慘痛的代價。而且，革命之後，由於社會基礎沒有變，代替舊政權的新政權，並不一定比舊政權好，也許由新貴代替舊貴，比舊政權更壞。社會進步在於漸進，革命的結果不一定是進步，有時還是退步。不反政府，不反體制有利於社會的穩定。社會只能在穩定中進步。這種進步才會造福於社會和民眾。

中國的改革有其固有的弊病，也產生了種種問題。但這是社會進步過程中無法避免的。對於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我一直心存疑慮，但仔細一想，這也是必然的。從政府完全控制的計劃經濟一下走向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可能嗎？有這個政府主導的階段，逐漸放開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控制，才會有以後更自由的經濟。三十年的改革經濟證明，漸進式的市場化改革成績是主要的。中國是一箇中央集權的大國。中央集權存在了幾千年，肯定有它的合理性，企圖在短期內，從根本上改革，造成整個社會不適應，豈不要天下大亂嗎？大亂之後並不一定是大治，往往是更集權。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欲速則不達”。因此，作為經濟學家，不應該沉醉於那些自由主義的空談中，還應該從中國的現實出發。對政府提出的改革總體方針，我們應該持支援的態度。反對政府的總方針是無利於社會進步的。尤其是不能由於改革中的各種問題，而否認改革的總方向。

當然，支援政府的改革總方針，並不等於以“歌德”為主，對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唱讚歌，甘當“抬轎派”。這次經濟困難中，經濟學家受到指責，就是因為他們抬轎抬得太過分了。一味地歌功頌德，預言中國前途一片光明大好，會以１0％以上的增長率再持續增長二十至三十年，結果出了這麼大的問題。而且，無視經濟增長中貧富差距擴大，環境汙染和資源浪費的問題。

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是批評而不是歌頌。胡適的一生貫穿了對國民黨專制的批評，有時甚至是很強烈的抨擊。經濟學家也不能對政府所做的一切都稱其高明、偉大，而是要“雞蛋裡挑骨頭”，進行批評。這種批評也許正確，也許不正確，但如果政府以誠懇的態度去聽，總會得到啟發，有所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