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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憲政史和法治史在國內是個亟待開拓的領域，而且，美國人的憲政觀和法治觀對其外交的內在目標和外在行為方式都生產了重點影響。從美國人早期追求航海自由權、到威爾遜對國際聯盟的痴迷、到羅斯福的&ldo;四警察&rdo;觀念（即二戰後由美英中蘇四大國像警察一樣維持各自所在地區的國際安全和穩定）和聯合國構想，再到當前美國柯林頓政府對國際體制和國際制度不遺餘力的倡導和推動，無一不與其國內憲政觀念和法治經驗密切相關。顯然，沒有對美國憲政的一定理解，對美國外交政策的解釋和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的評析是很難深入下去的。

這一考慮啟用了我內心中對美國憲政法治的潛在興趣。我過去對美國憲政一直有所注意，80年代初讀碩士研究生時，我給導師楊生茂教授寫的第一篇讀書報告就是《美國憲政史上的聯邦法令廢止權》（14年後，該文經大量修改後終於發表在《美國研究》2001年第2期）。1995年秋，根據自己在美國華盛頓的直接觀感，為《讀書》寫了《在美國焚燒國旗是否合法？》（最近，日本東京大學出版社來信，告之他們將把該文編入日本的中文教材），隨後，在研究美國對少數族裔和婦女等弱勢社會群體照顧性的&ldo;肯定性行動&rdo;計劃時，更是涉及到不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民權案子。

2000年新學年開始，我毅然放棄了在前述&ldo;國際體制和國際制度&rdo;一文基礎後寫作介紹美國&ldo;ultilateralis&rdo;（多邊體制論，也譯多邊主義）的計劃，開始了自己在美國憲政史的探索和冒險。遺憾的是，比較美國汗牛充棟的憲政文獻，有價值的中文著述實在是少的可憐。除王希書外，餘下的似乎只有南京大學法學院張千帆教授的《西方憲政體系。美國憲法》。與王希書按歷史程序來討論美國憲政的&ldo;史論&rdo;不同，該書按美國憲政的主要問題，對美國憲法原則進行了法理的分析。另外，臺灣學者朱瑞祥寫過一本《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史程》，以一系列案例穿起了美國最高法院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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