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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種表達，託馬斯&ot;自動&ot;地下降到了社會的最底層。剛開始，他在一家離布拉格約五十英里的鄉村診所裡混，每天乘火車往返兩地，回家就精疲力竭了。

一年後，他設法找一個強些的差事，得到的卻是布拉格郊外某個診所裡更低的職位。他在那裡不可能幹他外科的本行，成了什麼都乾的通用品。

然而，就是這樣的工作，託馬斯也受到了騷擾。國家內務部的秘密警察約他喝酒，誘騙他發表悔過的宣告，並許諾一旦悔過他將重新回到原來的醫院，發揮他的專長。

託馬斯拒絕了。醫生是國家的僱員，&ot;國家&ot;將再次向他施加壓力。然而，他的立場巋然不動。於是，他成了一名窗戶擦洗工。

就在那個風度翩翩的秘密警察跟他談話之後的第二天，他就去診所辭了職。他估計，在他自願降到社會等級的最低一層之後(當時各個領域有成千上萬噸知識分子都這樣下放了)，警察不會再抓住他不放，不會對他再有所興趣。

一旦他落到階梯的最低一級，他們就在不能以他的名義登什麼宣告瞭。道理很簡單，沒有人會信以為真。這種恥辱性的公開宣告只會與青雲直上的簽名者有關，而不會與栽跟頭的簽名者有緣。

他拿著刷子和長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盪，感到自己年輕了十歲。賣貨的姑娘叫他&ot;大夫&ot;，向他請教有關她們感冒、背痛、經期不正常的問題。看著他往玻璃上澆水，把刷子綁在長竿的一端，開始洗起來，她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們有機會擺脫開顧客，就一定會從他手裡奪過長竿，幫他去洗。

中學時候，這段情節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那時就發誓：託馬斯的選擇，也將是我的選擇。

從那個&ot;準官僚機構&ot;的大樓裡走出來，我望了望北京灰暗的天空，心情卻出奇地好起來。我跑到街邊的公共電話亭裡給幾個好朋友打電話，約他們一起去吃&ot;金山城&ot;的重慶火鍋。

晚上，我們吃了幾十盤菜，喝了幾十瓶啤酒。

他們沒有安慰我，因為他們知道我不需要安慰。

他們也沒有鼓勵我，因為他們知道我不需要鼓勵。

我們一起談天說地，不亦快哉。他們當中，大半都是所謂的&ot;自由職業者&ot;，他們向我敬酒，祝賀我進入他們的行列。

我們成了最後一桌離開的客人。我們離開的時候，每個碟子都已空空如也。

我沒有遭到侮辱，遭到侮辱的是那些企圖侮辱我的人；我沒有感到恐懼，感到恐懼的是那些在帷幕背後玩把戲的人。

我的心靈的澄明和歡樂，就是對他們最好的回擊。戰爭還沒有開始，我就勝利了。

親愛的寧萱，即使我什麼都沒有了，只要我有你，我也比那些囂張的官僚們幸福一百倍。

回到家裡，我在睡覺前翻開紀伯倫的文集。真巧，我一下子就看到了那篇名叫《星相學家》的散文詩：

在聖殿門前的影下，我的朋友與我見到一個盲人安靜地坐在那裡。我的朋友說：&ot;看，那是本地最有智慧的人。&ot;

於是我丟下朋友，走到盲人面前向他致意，我們攀談起來。

言談間我問：&ot;恕我冒昧，您自何時起雙目失明？&ot;

&ot;出生以來。&ot;他回答道。

我又問：&ot;那麼你是追循哪條智慧之徑而行的呢？&ot;

他答道：&ot;我是個星相學家。&ot;

他把手貼在胸前，接著說：&ot;我觀察著各種恆星，衛星及所有星宿。&ot;

是的，當淺薄者嘲笑盲人的時候，他卻不知道自己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