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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就分析道：

確實的和平妥協的陰雲不是今天才有的，在秋林會議時汪精衛叛黨賣國，山西的頑固分子就蠢蠢思動，就進攻進步的力量。他們企圖把秋林會議變成一個不流血的政變，企圖在這個會議上“和平”地取消決死隊、犧盟會，“收復”晉東北、晉東南、晉西、晉西北這些抗日根據地，所以秋林會議就變成一個新舊力量鬥爭的會議。

楊獻珍在1940年1月也撰文認為：

在中國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度中，地主資產階級，在某種一定時期，可能表現某些有限的進步。山西的進步本來就是在限制中發展的，而到秋林會議時期，山西的進步已經達到了它的最高限度而開始下降了。在那時還是想用會議方式把整個山西拉上和平妥協道路。會議所討論的就是如何反團結、反進步、反*、反抗戰等問題，具體地動用了所謂“二的哲學”，有計劃地製造內部摩擦——製造新軍系統中的內部摩擦，製造行政系統中的內部摩擦，製造*系統中的內部摩擦。有識者早知山西將從此多事了！秋林會議在反動派的把持下，事實上變成了一個亡國滅種的會議。

三、扶舊抑新（8）

秋林會議之後，山西呈現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局面。

打擊進步勢力

閻錫山長期割據一方、擁兵自衛，處處以其“自存”和“自固”為出發點。全面抗戰爆發之後，在日軍大軍壓境的情況下，他能夠聯共、擁蔣，積極抗日，使第二戰區一度呈現出團結抗戰的局面，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為了“自存”和“自固”。但是，1938年2月臨汾失陷後，“閻錫山看共產黨的影響迅速擴大，廣大群眾發動起來了，新軍、犧盟會逐漸形成獨立力量，他不把這些看成是好事，而是認為超越了他所許可的範圍，他感到控制不了了。於是，他下決心要取消決死隊、犧盟會以及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和各進步群眾團體。他從當年2月的臨汾會議開始，一步步地走下坡路。”　即在不公開放棄“聯共抗日”的口號下，由暗中限制逐步發展為公開打擊各種進步勢力。

首先，暗中限制進步勢力。第一次古賢會議後，閻錫山借調整行政區劃之機，委任舊派陳興邦、尚因培為第八、九專署專員，有意識地縮小新派勢力的活動範圍與權力。1939年8月，他從宋劭文的第一專區分割出靈丘、廣靈、渾源、應縣、山陰、大同、陽高、天鎮等縣，組成第十專區，委舊派白志沂為專員兼保安司令。從楊集賢的第二專區割出新派基層勢力較強的河曲、保德、偏關、五寨、平魯、神池、左雲、右玉等8縣，組成第十一專區，由楊集賢任專員兼保安司令。另委郭挺一為第二專區專員兼保安司令。

不久，閻錫山又在行政專區之上特設4個“省政府行署”，派其親信將領為行署主任。第一行署轄晉東北區第一、十專區17個縣，駐五臺，由第13集團軍總司令王靖國兼主任（因王不願赴任，改為楊澄源）；第二行署轄晉西北第二、四、八、十一專區30個縣，駐興縣，由第7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兼主任；第三行署轄晉東南第三、五、七專區34個縣，駐陽城，由第8集團軍總司令孫楚兼主任；第四行署轄晉西南第六、九專區22個縣，駐吉縣桑峨，由第6集團軍總司令陳長捷兼主任。這4位行署主任可代行閻錫山的職權，目的在於加強對轄區的控制。在行署之下，閻錫山又根據全省人口、面積及位置的重要程度，劃分若干“作戰師管區”，每個師管區派若干團駐紮。在師管區內實行軍事統治一切，師長兼專員，團長兼縣長，將軍、政、民大權，全集中於閻的舊軍人手中。閻錫山認為這樣“不但有利於現在的抗戰，而且有利於將來的復興”。

秋林會議後，閻錫山還向決死隊、犧盟會控制的地區派遣“政治突擊隊”“敵區工作團”“精建會”等，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