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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著小巴狄斯坦，坐在提葉老爹的馬車上，隨身只帶了兩口箱子和幾個袋子。我問她說：“你要做什麼？將來你怎麼生活？”我牽著馬不放。她回答我說：“神父，請不要為我擔心。我還有我的兒子，我在巴黎附近還有幾個朋友，我應該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我捨不得放他們走，緊拉著馬不放。提葉老爹對我叫著說：“神父，趕快放手。如果你再不讓我們上路，小心我抽你一鞭。”這個守財奴在大戰中失去了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婿，因此對退伍回來的人隨口辱罵，而且不斷詛咒上帝。他就是諾特達姆農場的新主人。雖然以吝嗇出名，可是公證人對我很肯定地說過，他給了瑪麗葉特一個好價錢，可能因為他自己是過來人，因此特別能體諒瑪麗葉特的不幸，從而看輕了金錢的引誘。這件事給我的啟發是，縱使人性中有多麼黑暗的一面，但是在黑暗中一定會有一角青天，透露出一線光明。親愛的孩子，從這件事情上，我瞭解到上帝要趁這個機會，在我們生活中留下他的印記。 四月十七日，我們再度接到證實貝努瓦已去世的訊息。我按照瑪麗葉特留給我的臨時地址，把信轉寄給她。她住在巴黎蓋呂薩克街十四號一間帶有傢俱的出租公寓。可是，自從她離開我們村莊後，就沒有人再聽到過她的訊息。如果您能夠向公寓房東打聽一下的話，也許能找到她的下落，並請您千萬告訴我一聲，我將感激不盡。我實在很想知道她和孩子現在過得如何。 上帝的僕人加比納克村神父安謝摩·布勒忽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瑪蒂爾德也給“普通法”的女朋友丁娜·隆巴迪寫了一封信。像“普通法”一樣，她把信寄到馬賽城受難者巷五號龔特夫人處，請她轉交。結果回信的是龔特夫人，她用的是紫色墨水，信紙是從小學生的筆記本上撕下來的。瑪蒂爾德花了很大的工夫，逐字逐句按照發音念出來，自己摸索著斷句，幾乎每個字都要用放大鏡觀察，然後藉助一本義大利文字典的解釋和翻譯，總算明白了信的大意： 親愛的小姐： 自從去年十二月五日星期四下午，我就沒見過我的乾女兒丁娜·愛米拉·瑪麗亞。那天下午是她最後一次來看我，就像她在戰前常做的一樣。她送了我一盆菊花，讓我可以放在我去世的父親、姐姐和丈夫的墳前，一個鮮奶油蛋糕，一些番茄和青椒，還把五十法郎塞在白糖罐子裡，一句話都沒有對我提，避免傷害我的自尊心。 她那天的神情跟往常沒有什麼不同，沒特別高興，也沒顯得不高興，而且看起來一切都好。她穿了一件藍底白點的連衣裙，非常漂亮，可是短得露出了小腿，您可以想像得出是什麼樣子。她告訴我現在流行這種式樣，可是我想您絕對不會穿類似這種樣式的衣服。您一定是位高尚、有教養的淑女，可能只在狂歡節的時候才會穿上此類衣服，化裝打扮成街頭女郎，可是，我覺得您即使在那種情形下，也不會穿上這種衣服。我把您的信拿給我的鄰居席尤拉太太看過，也給伊索拉太太看過。伊索拉太太跟她先生在陸蓬街上開了一間“凱撒酒吧”。 我可以保證她是一個有見識、受到大家敬重的女人。這兩位太太都對我說：“從信上可以看出來，這位小姐是個上流社會的淑女。”她們兩個都說我應該替丁娜回信，因為我已經有很多個月不知道她的下落了，所以我就聽她們的話，提筆給您寫信。 親愛的小姐，請您不要為我這筆字不好意思。我小時候家境貧窮，從來沒上過學。一八八二年一月，我跟我的鰥夫父親和姐姐喜莉雅·羅莎從義大利來到馬賽，那年我十四歲。我可憐的姐姐兩年後就去世了，我父親也在一八###年與世長辭，他生前是個受大家尊敬的泥水匠。我從小就要去外面工作，從來不得休息。我是一九年三月三日星期六跟保羅·龔特結婚的，那年我三十二歲，他五十三歲。他也在阿列斯的礦上辛苦地工作了二十年，從來不得休息，最後得了氣管炎，在一九四年二月十號星期三清晨兩點鐘去世，離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