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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橋事件（1）

被《新民晚報》評為1996年國內文壇十件大事之一的，還有韓少功的詞典體長篇小說《馬橋詞典》。

儘管隨筆的寫作帶來了不小的影響，但在韓少功的文學活動中，他最看重的還是小說的寫作。他認為小說仍然是一個作家綜合能力的表現，只是他已經讀不下那些把事情寫得有頭有尾、有滋有味，卻不能提供多少情感衝撞和心智開啟的小說了。對於熟悉傳統小說套路的人，技術因素已經不起作用，許多故事一開頭就很容易知道結果。他試圖嘗試一種跨文體的寫作，將許多非小說的因素引渡到小說中來，譬如把小說寫得像散文那樣，或者像隨筆乃至詩歌那樣。因為故事和人物性格的邏輯，對他的發散性的思維已經構成了越來越大的制約，他不想為了維護故事的完整和人物性格的型別，犧牲文字的自由和思想的靈變，稀釋掉作品靈性和知性上的內涵。實際上，在現代文學中，企圖突破小說形式以獲得更大的寫作自由度的作家不乏其人，韓少功曾經翻譯的米蘭？昆德拉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小說中引進了哲學的玄議，插入了詞典的小樣。對形式的探索有時候是出於標新立異與眾不同；有時候是尋找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讓內心的東西能夠暢快地流淌出來。

在下鄉汨羅的時候，他就發現當地的方言裡有許多特殊的詞彙，有的發音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時代，有的含義卻源自某個村落的典故，因此，外來人要進入當地的語境之後才能聽明白其中的所指。不過，他對語詞的自覺捕捉是從80年代前期才真正開始。那時候，對湘楚文化的興趣使他不斷尋找機會到湘西去進行田野調查，隨身攜帶的本子不僅記下了一些民歌民謠，也記下了一些別有意思的語詞和短句。直到90年代初，參加過海南省作協一些###的人都能夠看到，韓少功總帶著小本子，有時不知在記些什麼。作為作家的韓少功是一個十分勤勉的學習者。就像有的論者所說的，他對語言的興趣暗合了西方現代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存在的本體問題被轉換為認識論的問題，認識論的問題又轉化為語言的問題，語言成了意義生成和轉換的“家”。這種不期而遇的暗合，賦予他語詞興趣以某種現代性，原本是一種文學預備活動的語詞玩味變成了具有哲學意義的事情。

大約在1994年年初，一部詞典體長篇小說的構思就在他的腦子裡漸漸明晰，讓他大腦興奮起來並進入了狀態。這一年，朋友圈子裡的人就都知道他在鼓搗一本詞典小說。為了避免受到干擾，他特地買了一個尋呼機，號碼僅告訴少數親近的朋友，電話則一概不接。他選擇自己曾經下放過的、在中國方言版圖中最為破碎的地區之一的湖南汨羅，作為小說的基本情景。因為對這裡的語言生態、歷史文化和生活風貌比較瞭解，又有過一些記錄和思考的積累，小說寫得還算順利，在1995年秋就完成了初稿。

書寫得順暢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詞典的形式巧合了他作為一個知性作家的秉性和散點透視的思維方式。從主體故事結構和主要人物性格的宏大敘事中掙脫出來，小說的結構一下就開放起來，有了許多可以自由進出的口子，作者也從一個接受嚴格紀律和絕對命令計程車兵，變成了一個徜徉在水光山色中覽勝的遊人，興起則行，興盡則止，遇上絕妙的景觀即可盡情抒發，否則也可以匆匆走過。在韓少功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隨筆中，人們可以留意到他的思維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