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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簽訂後，上海、寧波很快便讓英國人入城居住。廈門城外，英國人集中居住在一座直徑一華裡的圓形要塞裡，並未主動提出進入廈門老城。福州於1845年允許英國外交官入城，1850始允英國商人入城。廣州則一直關門大吉，拒絕英國任何人進入城中。對照條約二文字，不論怎麼死解、活解，這都是對&ldo;愛國主義&rdo;或&ldo;反侵略&rdo;的誤導。

鴉片戰爭後，耆英任兩江總督兼五口通商欽差大臣，英人入城事，應該由他說了算，但懼於廣州紳民排外情緒正熾，他對英人的入城之求故作推諉。道光二十六年（1846）4月。耆英與英國公使德庇時簽訂了《退還舟山條約》，該約規定英人有權入城，但對允入時間，耆英又含混應付。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4月英艦闖入珠江，直逼廣州，耆英才&ldo;謾許兩年後踐約&rdo;。6他的許諾是1849年4月6日開放廣州城。

因而，我們有據斷定：允許英國人進入廣州既是兩國使臣的正式約定，又是中國外交負責人的承諾。耆英入覲留京了，繼任者是徐廣縉，照理他該遵約踐諾，以維護政策的連續性和承諾的可信性；可他與葉名琛卻要表示與洋人勢不兩立，以顯現&ldo;強硬派&rdo;風采。於是，廣州城就有了官民呼應、&ldo;十萬&rdo;人（實際大大低於此數）抵制英國人入城的群眾運動。

我們說&ldo;定性&rdo;的錯誤，就是指歷史評判的是非混淆，黑白顛倒，拿著不是當理說，肯定了錯誤的事，禮讚了惹禍的人。

仍以&ldo;入城&rdo;為例，&ldo;五口&rdo;開放後，寧波、上海、廈門三&ldo;口&rdo;的外國領事館雖然不在城中，但領事們&ldo;常得與道府以下官相見&rdo;；福州呢，洋人在&ldo;城中烏石山頂建洋樓，大府弗能禁，且與行相見禮&rdo;。7 由此可證，&ldo;五口&rdo;中僅廣州&ldo;一口&rdo;實行&ldo;閉城制&rdo;。&ldo;四口&rdo;准入，&ldo;一口&rdo;禁入，這也叫&ldo;一國兩制&rdo;。廣州的&ldo;閉城制&rdo;一是證明廣州人仇洋排外，一是證明徐、葉二人做了落後紳民的&ldo;尾巴&rdo;，沒有擔當起封疆大吏對民眾應盡的引導之責。或者說，廣州人的仇洋排外就是徐、葉之輩鼓勵或導演的好戲。

最權威的證據還是道光皇帝的密詔：&ldo;許暫入城一次，以踐前言，不得習以為常。&rdo;8連皇帝都讓&ldo;踐言&rdo;，可見確實有&ldo;約&rdo;在前，有&ldo;言&rdo;在先，允許英國人進入廣州是落實承諾的&ldo;國家政策&rdo;。接到該密詔，徐氏上疏抗辯：&ldo;入城萬萬不可行。&rdo;葉名琛，當時與徐廣縉同聲同氣，自然力主關閉城門，停止貿易，以制英人。事實是：他們過頭了！

因為英人準備不足，暫時放棄了入城之請，徐廣縉、葉名琛大大地牛氣了一回。這一次，葉氏積累了一條錯誤的外交經驗。多年後，這經驗害了他本人，誤了大清國。而在當時，他還滿心竊喜，以為自己是個人物呢。

名揚南疆，葉名琛走向輝煌的明天。

道光三十年（1850），平英德土匪，葉氏被優敘。

鹹豐元年（1851），殲羅鏡會匪吳三，葉氏加太子少保。

鹹豐二年（1852）徐廣縉督師廣西，葉氏接辦羅鏡剿捕事宜，是年秋，斬魁首淩十八，葉氏加總督銜，署兩廣總督。

鹹豐三年（1853）初春，徐廣縉革職，葉名琛實授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事務欽差大臣，正式地擔起了清王朝的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