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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海禁大開。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又宣佈在東南沿海建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蘇）海關，分掌海外貿易。⑥於是廣州、廈門、寧波、松江自然成為正式的通商口岸。

如果這一態勢長期維持下去，中國的近代化程序當不至於推遲到鴉片戰爭之後、且以被動挨打的方式起步。遺憾的是，“開門”並不是國策。稍有風波，朝廷便想到“關門”。

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六月，因擔心“海盜”與“洋人”糾結為亂，康熙帝不但嚴禁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而且嚴申海禁，既嚴禁中國人留住國外，嚴禁中國商船赴南洋貿易，嚴禁向外國賣船、賣米，又對抵岸的外國商船嚴加防範，視若寇仇。⑦

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解除南洋海禁，中外貿易、中外交往復蘇。

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提高關稅後，乾隆帝又下令關閉閩、浙、江（蘇）三海關，獨留廣州之“粵海關”與外國通商。⑧

一關一口通商的局面，歷嘉慶、道光兩朝而不變。著眼於短期安全考慮的閉關，引發了中國的長期不安全。閉關的結果，是窒息了中國，戕害了中國。

有一句話，流行了幾十年，叫“落後就要捱打”。其實，這口號似是而非。“落後”不捱打的例項極多。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表述，大抵是：“錯誤就要捱打”、“違規就要受罰”。“錯誤”有相對性，“違規”甚至有強加性，但世界潮流已定，則國家意志、帝王意志再也不是至高無上的終極裁決。

“鴉片戰爭”的發生，有許多導火線因素。如果從近代工業革命、政治文明以及資本擴張的世界大勢分析，清皇朝的閉關鎖國恰恰是逆流而動的。不再是商業糾紛，不再是軍事碰撞，不再是歷史上慣有的邊界、領土訴求，不再是一國與另一國的雙邊矛盾，始發於珠江口外的那場中英之戰，其實是“世界”與“一國”的較量，極而言之，甚至可以說是“世界”對“一國”的懲誡性打擊。

這“世界”，是“資本主義世界”，或“向帝國主義過渡的資本主義世界”。“一國”，則是自認為可以獨立於“世界”之外的中國。

陣線已明，勝負已判，不再有任何懸念。

或曰：英國不能代表世界。

我們承認，英國只是英國。但它的目標，它的方向，它的響應，早已是世界性的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又有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英法合夥，再後則有“八國聯軍”的群狼搏龍，這都顯示了“世界潮”的湧動與奔勁。

道光皇帝至死也不明白：“人在家中坐”，何以“禍從天上來？”

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課題：關門有罪。因為強盜已在門外，門外公行的原則是：誰家也不準裝門。

以上是就世界潮流的大勢而言。

體認大勢，順乎潮流，不論從政治哲學或歷史哲學的角度衡量，最後這都歸屬於治國者、當權者的文化智慧。文化智慧低，是國家悲劇。中國歷史上，每每弄到眾叛親離，怨聲載道，四分五裂、國破身亡，多數情況都有“昏君”背景。“昏”不“昏”，不看小聰明，要看大勢。

從為國家、為子孫、為百姓深長謀劃來看，清朝的皇帝從乾隆帝起，即開始發“昏”。

在西方耶穌會教士的啟蒙下，康熙皇帝自康熙七年（1668）重任南懷仁起，即接受了西方的天文歷算及地圓之說，⑨　這就等於承認了世界地理觀念及世界觀念。但到了乾隆時代，一切官修的典籍（如《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四庫全書》等）仍然宣揚“中國即天下”的天朝上國意識，以排斥西方的地理觀和世界觀。最缺乏常識、最沒有預見的是乾隆皇帝竟然麻木而愚蠢地拒絕建立送上門來的中英外交關係。

乾隆五十七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