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四章 “工運”(第3/4 頁)

種工業化後疾病的增多。

環境汙染和流行病越來越嚴重，自然引起了政府和社會的關注。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泰平十六年，敕令院透過了《帝國河流保護律》，規定，禁止汙染任何作為公共供水的水源。泰平二十年又頒佈了改善工業城鎮環境的《城市公共衛生律》，要求把汙水和廢棄物集中處理，並規定地方政府負責供應清潔衛生的飲用水。

有鑑於建業城水源汙染事件的爆發，敕令院正在醞釀和討論出臺新的《飲用水源汙染防治律令》，避免再次出現類似水源汙染的案例。

在解決空氣汙染的問題上，齊國政府和敕令院也透過一系列法律。早在紹寧十二年，政府就透過了控制蒸汽機和爐灶排放煙塵的律令，並要求將汙染重大的工礦企業儘可能地搬遷至城市的下風口位置。泰平二十年，敕令院透過了《鹼業生產律》，要求國內製鹼行業透過有效手段抑制60%的排放物。

工業革命不僅提高了社會生產力，還改變著齊國的經濟格局。隨著工業革命進入高潮，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至泰平十六年，漢洲本土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經達到50%以上，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也已經有20多個。

工業革命加速了機器製造、冶金產業、煤炭開採等新興行業的興起。在工業革命之前，齊國的經濟重心位於北部建業府地區。隨著新領地的開發擴大，以及機器生產的出現，使得煤鐵豐富的東南和西南地區迅速發展起來，出現了廣陵、雲陽、大興、郢州、臨淄、南都、桂州等新興工業城市。

齊國工業的興起也使得國內工商業階層迅速崛起，他們開始尋求自身政治地位提高，滋生了參與國家管理的要求。

不論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還是為了更好的便利自身工商產業的發展，齊國的資產階級除了加大培養下一代子女，使其努力透過政府的遴選考試，進入官場充當家族的潛在保護者外，還積極與權貴之家，乃至皇室尋求聯姻，從而間接影響國家權力階層，為其發聲，充當利益代言人。

甚至，一些工商“大鱷”透過對共濟會、養濟院等福利機構捐贈大筆錢財，受到皇家的名譽爵位敕封，從而獲取了崇高的社會威望，並因此躋身於敕令院，親自參與各種法制律令的修訂和頒佈。

齊國的工業發展過程中影響最大的無疑是產生了規模巨大的工人階層，人數達數百萬之眾。但在社會整體財富飛速增長的背景下，工人的工資卻並沒有同步增長，反而嚴重滯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可以說，資產階層獲得了國家發展最大的紅利，諸多工農階層受惠並不多。

工廠的出現對勞動力的需求迅速增加，除了大量的青壯年男子外，許多婦女和少年皆被引入工廠裡充當廉價勞動力。若非國家有義務教育法的規定，以及政府頒佈的禁止僱傭童工法令，說不定利慾薰心的工礦主們也會像歐洲國家那般，將無數的兒童也投入到工廠中，從而降低他們的製造成本。

即使如此，工礦主們為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不僅絞盡腦汁地極限壓榨工人，而且還不斷引進各種先進的生產機械，提高生產效率，擴大生產規模。

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往往會導致區域性性的失業問題，進一步拉大社會貧富差距。以紡織行業為例，從太祖乾武元年至泰平十六年近八十年間，齊國紡紗業的機械化，已經使單個生產力提高了兩三百倍之多。過去每名工人只能管理一臺紗錠機，而現在，一個工人則可管理一百臺甚至更多的紗錠機。

而在呢絨行業，“一個工人利用起毛機工作8個小時就相當於過去一個工人純手工工作88個小時“，這也就意味著起毛機能夠完全代替剪絨工的工作。以這種趨勢發展，會使得更多的工人面臨生計斷絕的危險。

在過去三十多年裡，齊國境內不少城市曾發生過十數起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