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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沒有問她什麼,可是我們都感到奇怪。老人是自殺嗎?他是否受到了審判的刺激?要麼有人存心害他?一連幾天,我們愈猜測愈是理不出個頭緒來,再說,我們還有其他事情要忙。斯克利亞西納為羅貝爾和一位剛剛逃越鐵幕,向西方譴責史達林罪惡的蘇聯官員安排了一次會面。會面前夕,斯克利亞西納來了,帶來了一些材料,希望羅貝爾在第二天會談之前讀完,閱後親手交還給他。近來我們與他們很少見面,每次見面前總是爭吵不休,可這天早上,他極力避免不易談攏的話題,見面後很快就告辭走了:分手時和和氣氣。羅貝爾馬上閱讀起那一大堆材料,其中有法語材料,可大多是英語,也有少數幾份德語材料。
&ldo;來跟我一起看材料。&rdo;他對我說。我緊挨著他坐在椴樹下,兩人默默地閱讀著。裡邊什麼都有:報告、報導、統計材料、蘇聯法規摘錄、評論等。如此雜亂的材料,我難以理出個頭緒來;可有的材料卻是十分清楚的:有被蘇聯人囚禁在集中營中的男女的證詞,可悲的是,這些集中營酷似納粹的集中營;有作為盟友穿越了蘇聯大片國土的美國人對這些集中營的描述。據斯克利亞西納下的結論,約有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人在集中營中忍受煎熬,其狀況慘不忍睹,這就是我們所說的&ldo;蘇聯社會主義&rdo;制度的主要基礎之一。我望了望羅貝爾:
&ldo;裡面說的這一切有真的嗎?&rdo;我問。
&ldo;肯定有許多情況。&rdo;他簡短地回答道。
迄此為止,他對第二天的會面並不怎麼放在心上,他之所以去,只是避免別人譴責他逃避責任。可以肯定的是,那位蘇聯人揭露的情況不會使他大驚小怪,因為他向來認為不要對蘇聯抱有幻想。然而,他突然啞口無言,這應該看作是他內心憂慮不安吧。30年代,當他的那些共產黨人朋友向他宣揚蘇聯的懲戒制度時,他並沒有輕信。那些人說,在蘇聯,罪犯並不關在牢裡,而是對他們進行再教育,讓他們進行有益的勞動,工會保護他們,起監督作用,保證他們按照工會規定的標準得到勞動報酬。羅貝爾曾向我解釋說這確實是既能征服反抗的農民,又能得到幾乎免費的勞動力的一種手段。無論在哪裡,強制勞動,實際上就是監獄。可是,如今農民已經歸順於新政府,戰爭也已勝利,本以為情況已有好轉,沒料到情況愈來愈糟。我們花了很長時間,討論了每一個事實、每一個數字、每一份證詞、每一種推測;即使儘可能地估計誇大和捏造事實的成分,也確確實實存在著絕對確鑿的真實因素。集中營已經成為一種制度,最終有步驟地導致了一個無產階級中受剝削最重的階層的產生,他們不是用勞動懲治罪惡,而是把勞動人民當作罪犯,賦予自己剝削他們的權利。
&ldo;那麼,您怎麼辦呢?&rdo;我們離開園子去廚房吃東西時我問道。
&ldo;我不知道。&rdo;羅貝爾答道。
斯克利亞西納的意思,顯然是讓羅貝爾幫助他將這些事實公佈於眾。我覺得誰也沒有權利掩蓋這些事實。我帶著幾分責備的口氣問道:
&ldo;您不知道?&rdo;
&ldo;不知道。&rdo;
&ldo;每當事關您自己,甚或事關革命解放聯合會,您總是毫不猶豫地承擔許多事情,這我理解。&rdo;我說,&ldo;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要是不盡最大可能反對這些集中營,那就是同謀!&rdo;
&ldo;我不能就這樣隨隨便便地採取什麼決定。&rdo;羅貝爾說,&ldo;首先,我需要補充材料。&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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