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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種種考慮，柏拉圖在《理想國》卷三里向詩人們下了這樣一道逐客令：

如果有一位聰明人有本領摹仿任何事物，喬扮任何形狀，如果他來到我們的城邦，提議向我們展覽他的身子和他的詩，我們要把他當作一位神奇而愉快的人物看待，向他鞠躬敬禮；但是我們也要告訴他：我們的城邦裡沒有像他這樣的一個人，法律也不準許有像他這樣的一個人，然後把他灑上香水，戴上毛冠，請他到旁的城邦去。至於我們的城邦裡，我們只要一種詩人和故事作者，沒有他那副悅人的本領而態度卻比他嚴肅，他們的作品須對於我們有益；須只摹仿好人的言語，並且遵守我們原來替保衛者們設計教育時所定的那些規範。

到寫《理想國》卷十時，他又把這禁令重申了一遍，說得更乾脆：

你心裡要有把握，除掉頌神的和讚美好人的詩歌以外，不準一切詩歌闖入國境。如果你讓步，準許甘言蜜語的抒情詩或史詩進來，你的國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認的最好的道理了。

到他晚年設計第二理想國寫《法律》篇對話時，他又下了一道詞句較和緩而實質差別甚微的禁令。從這三道禁令我們可以看出柏拉圖要對當時文藝大加&ldo;清洗&rdo;的用心是非常堅決的。經過這樣大清洗之後，理想國裡還剩下什麼樣的文藝呢？主要的是歌頌神和英雄的頌詩，這種頌詩在內容上只准說好，不準說壞；在形式上要簡樸，而且像《法律》篇所規定的，應該像埃及建築雕刻那樣，固守幾種傳統的型別風格，代代相傳，&ldo;萬年不變&rdo;。《理想國》完全排斥了戲劇，《法律》篇略微放鬆了一點，劇本須經過官方審查，不能有傷風敗俗的內容，至於喜劇還規定只能由奴隸和僱傭的外國人來扮演。此外，柏拉圖還特別仔細地檢查了音樂。在當時流行的四種音樂之中，他反對音調哀婉的呂底亞式和音調柔緩文弱的伊俄尼亞式，只準保留音調簡單嚴肅的多里斯式和激昂的戰鬥意味強的佛律癸亞式。他的關於音樂的判決書不僅表現出他對於音樂的理想，也表現出他對於一般文藝的理想，值得把原文引在這裡：

我們準許保留的樂調要是這樣：它能很妥貼地摹仿一個勇敢人的聲調，這人在戰場和在一切危難境遇都英勇堅定，假如他失敗了。碰見身邊有死傷的人，或是遭遇到其它災禍，都抱定百折不撓的精神繼續奮鬥下去。此外我們還要保留另一種樂調，它須能摹仿一個人處在和平時期，做和平時期的自由事業……謹慎從事，成功不矜，失敗也還是處之泰然。這兩種樂調，一種是勇猛的，一種是溫和的；一種是逆境的聲音，一種是順境的聲音；一種表現勇敢，一種表現聰慧。我們都要保留下來。

總觀以上的敘述，在文藝對社會的功用問題上，柏拉圖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他對於希臘文藝遺產的否定，並不是由於他認識不到文藝的社會影響，而是正由於他認識到這種影響的深刻。在許多對話裡他時常回到文藝的問題，在《理想國》裡他花了全書四分之一的篇幅來反覆討論文藝，對於希臘文藝名著，幾乎是逐章逐句地加以仔細檢查，假如他不看重文藝的社會功用，他就不會這樣認真耐煩。他的基本態度可以用這樣幾句話來概括：文藝必須對人類社會有用，必須服務於政治，文藝的好壞必須首先從政治標準來衡量，如果從政治標準看，一件文藝作品的影響是壞的，那末，無論它的藝術性多麼高，對人的引誘力多麼大，哪怕它的作者是古今崇敬的荷馬，也須毫不留情地把它清洗掉。柏拉圖在西方是第一個人明確地把政治教育效果定作文藝的評價標準，對盧梭和託爾斯泰的藝術觀點都起了一些影響。近代許多資產階級文藝理論家往往特別攻擊柏拉圖的這個政治第一的觀點，其實一切統治階級都是運用這個標準，不過不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