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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五分就做五分，活一天就要幹一天。我還準備留出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力量來應付疾病，我有把握做到這一點，因為這是客觀上的需要。關於這點，我有不同的看法：

（一）病與地區無關，發病的可能性到處一樣。與其消極地在上海等待，不如141作積極的打算，如加以適當注意，在外也不一定會發病。

（二）在上海對工作的作用不是很大，對人對己的影響均不好，一個人如久受消極因素的侵蝕，容易消沉，而留在上海事實上已增加了動員人去邊區參加工作的困難。

（三）我的病所需要的醫療條件，在烏魯木齊是能夠滿足的。

……

由於有人過去一階段患病的經驗，我對於如何能適當的控制，已覺得很有把握。

因此，我要求：在取得醫生的同意之後，我就立即去烏魯木齊，如果工作上確實不需要在明春以前去，那麼就在這期間內先去昆明，一方面可以把工作交代清楚，另一方面可作為體力上的一個試驗階段。

彭加木在寄這兩份報告之後，急切地期待著組織上的批准。他一邊治病，一邊開始在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做實驗，以儘快恢復自己的體力。

然而，領導上並沒有馬上批准彭加木的請求。彭加木焦急萬分，一次又一次地向黨支部書記王芷涯請戰。

1958年2月9日，彭加木寫信給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再一次提出懇切的請求：

經長時間的調理休養後，現已恢復健康。這是由於生活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裡……嚴重的病才能迅速痊癒。

現在我抱著像一個士兵等待著&ldo;重返前線&rdo;的焦急心情，懇切地請求你準許我立即回到邊疆去參加進攻科學堡壘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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