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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籌備會開過不久，我由於受到王明的誣陷打擊，被撤了職，離開了中宣部和文委的工作，沒有能夠參加&ldo;左聯&rdo;成立大會。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我和左權、陳啟科等同志就對王明的宗派主義行為十分反感，曾不斷有過鬥爭。1930年2月，王明接任中宣部秘書，掌管了中宣部的日常工作，不久便羅織罪名，把我撤職。並佈置在文委系統內對我進行批判。漢年同志對於王明這種&ldo;殘酷鬥爭，無情打擊&rdo;的做法並不贊同，更反對乘人之危，投井下石。在&ldo;批判會&rdo;上，他實事求是，敢於仗義執言。我被撤職離開文委後，在地下支部&ldo;鍛鍊&rdo;期間，儘管經常要在晚間外出貼標語、撒傳單，但我總是關心著漢年同志和革命文化界的情況。1930年3月2日，&ldo;左聯&rdo;在上海竇樂安路的中華藝術大學的教室裡召開了成立大會，漢年同志擔任了&ldo;左聯&rdo;黨團書記。聽到這些訊息，我感到十分高興，因為這是革命文化運動的發展和潘漢年同志等戰友辛勤工作的成果。我在從事黨的秘密工作的同時，也經常撰寫一些文章，在文委和&ldo;左聯&rdo;的刊物和書店發表、出版，作為對革命文化運動，對潘漢年等同志的工作的一種支援和擁護。以後，我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入獄，和漢年同志及革命文化界就沒有什麼聯絡了。

1932年，我被黨營救出獄，來到江西中央蘇區瑞金工作。1933年下半年，潘漢年同志也從上海調來蘇區中央局工作，我們又見了面，久別重逢，十分親切，不禁回憶起在文委期間一起工作戰鬥的情形。同年11月間，國民黨十九路軍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將領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派人來蘇區和我黨聯絡共同反蔣抗日。潘漢年同志被派去和十九路軍來人接洽，隨後又作為我黨的代表到福州進行談判，做了很多工作。但由於當時在黨內居統治地位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阻礙，紅軍未能採取積極有力的行動配合十九路軍，致使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軍很快地就被瓦解了，失敗了。我們紅軍的情況，也就更為危險了。

1934年10月，我們一起隨中央紅軍長徵，潘漢年同志在總政治部宣傳部工作，我任一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長，在工作上來往就不很多了。遵義會議後，他被黨中央派出國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從這時起到解放戰爭，我們一直沒有見面的機會。

全國解放初，我們又一起在上海工作。那時，他是上海市副市長，我是中共上海滬西區委書記。當時，我黨剛進入大城市，面臨的工作千頭萬緒，大家都忙得不可開交，沒有坐下來閒談敘舊的時間。我總是在工作上遇到了需要解決的問題，才去登門找他，往往又顧不得多談，潘漢年同志每次都是積極幫助設法解決。我們雖然分別多年，但仍保持著以往的友好關係。

我和潘漢年同志最後一次見面是1955年。這時我在北京工作，他從上海來，在中南海遇到了，沒有來得及多談。沒想到不久就傳來了潘漢年是&ldo;反革命&rdo;，被逮捕了的說法，使我大吃一驚。我講不出更多的根據，但總感覺這事情來得太突然，太不可想像，難以理解。大約這是他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的緣故吧。確實的，多少年來，我心目中的潘漢年，還是30年代在文委共同戰鬥時的那個生氣勃勃的&ldo;小開&rdo;，總是蒙不上一絲一毫&ldo;內奸&rdo;的影子。不論經過了多少歲月的磨洗，不論在何種場合，每當回憶到30年代的鬥爭，回憶到文委、&ldo;左聯&rdo;，我總是很自然地想起潘漢年同志，想起他做的那些莊嚴的工作。

而現在，20多年的沉冤終於大白了，我心中激動不已，不可想像的，終於可以想像了，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