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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9年，由潘漢年和廖承志作介紹人，毛澤東主席親自批准，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入黨前，我曾經走過一段艱辛崎嶇的反蔣救國的道路。

我在中學時代，接受了&ldo;五四&rdo;反帝愛國運動的洗禮。1924年，我在南京金陵大學就讀時，已是一個年輕的國民黨員，並曾作為工作人員隨國民黨江蘇省代表到廣州參加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親聆孫中山先生的教誨，衷心擁護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經過五卅鬥爭的鍛鍊，我成為國民黨南京市黨部的青年部部長。這個市黨部有7名委員，其中共產黨員4人，國民黨左派3人。在幾年的並肩戰鬥中，我同江蘇、南京的一些知名的共產黨人結下了深厚的情誼。我佩服共產黨員堅定的信仰和無私奉獻的精神。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國民黨右派背叛中山先生遺訓，破壞國共合作的陰謀活動也在升級。1927年4月9日前後，蔣介石指使流氓搗毀了南京國民黨市黨部，肖楚女、侯紹裘、宛希儼等共產黨人先後犧牲在蔣介石的屠刀之下，我也險遭毒手。接踵而來的&ldo;四一二&rdo;、&ldo;四一五&rdo;反革命政變，用鮮血教育了我這個國民黨員，誓與中山先生的叛徒不共戴天。當然，蔣介石決不會容忍我這個年輕的國民黨員在他鼻尖底下與他作對，特務機關曾經逮捕過我三次。第三次竟將手槍和《組織農民暴動計劃》等宣傳品塞在我住處，栽贓誣人。我在南京待不下去了，1929年秋遷居上海。在上海，我和小學同窗陳處泰(即陳惘子，中共黨員，曾任上海文總書記兼社聯黨團書記)同住5年，相互切磋，探討馬列主義著作和反蔣救國之道。我的周圍，還有幾個原來是國民黨左派或對蔣介石統治極度失望的知交。大家激昂慷慨，各抒己見，中心議題就是討論拯救民族的良策和反蔣抗日的道路。最後不約而同地得出一個共識：&ldo;慶父不死，魯難來已。&rdo;蔣介石是我們的消滅目標，刺殺物件。陳處泰對我們的政治見解是完全瞭解的，他作為黨組織與我們之間的聯絡人，對我們愛護備至，肝膽相照。為我們的&ldo;五步流血&rdo;的計劃和大家爭辯得面紅耳赤，並且帶來了黨組織的意見：無產階級政黨不能鼓勵去做暗殺的事;既然革命目標一致。說服我們最好能參加黨的工作。但我們這些血氣方剛的青年聽不進這些意見。陳處泰將我們的態度再向上級匯報後，表示黨組織不能用任何方式支援這一行動;但也不會當蔣介石的保鏢;既說服不了我們，只能預祝成功。我們則再三表示：事前事後都與共產黨無關，也不要求共產黨提供任何支援。

1934年11月，我們成立了掩護這一計劃的行動機構‐‐&ldo;晨光通訊社&rdo;，正式在南京開張。由我擔任社長，化名胡云卿，是一個&ldo;出資資助的華僑富商&rdo;;總務兼編輯主任張玉華(即張保京)，採訪主任賀坡光(即賀少茹)，記者孫鳳鳴(即孫鳳海，原是國民黨軍隊一名排長，槍法高超，膽識過人)。我們4人組成了一個有特定奮鬥目標，行動綱領和工作紀律的戰鬥集體。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步伐加緊，而蔣介石在簽訂媚日投降的《塘沽協定》後，全力以赴指揮內戰，迫使工農紅軍撤離中央根據地，進行長徵。國內形勢的惡化，更加促使我們加快步伐，早日誅滅元兇。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召開，我們就預定在此次會上動手。那天，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大禮堂舉行會議開幕式時，孫鳳鳴混在60多個記者中進入會場。誰知蔣介石多疑詭詐，他看到秩序不好，決定不參加開幕式後的攝影儀式。孫鳳鳴根據集體的決定，只好以汪精衛代替蔣介石，射出了仇恨的子彈，他自己也中彈被捕，翌日就在醫院犧牲。這一政治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