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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隱蔽鬥爭

早在1937年6月間，黨中央就派劉曉到上海負責重建和恢復上海黨的工作。劉曉一到上海，就與當時任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的潘漢年聯絡上了。7月間，在廬山結束與蔣介石會談的周恩來到了上海，約潘漢年、劉曉談話，佈置具體的抗日行動。潘漢年又安排周恩來在黃金大戲院的後臺與上海救國會和文化界人士會晤(劉曉雖也參加，並未暴露身份)。至此，上海黨的活動走出了低谷。

1937年&ldo;八一三&rdo;後，中共駐滬辦事處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駐上海辦事處(即八路軍駐滬辦事處，簡稱&ldo;八辦&rdo;)，仍由潘漢年負責。地址在福煦路(延安中路)多福裡21號。對外以&ldo;八辦&rdo;名義開展統戰工作，同時幫助地方黨的重建。在輸送大量的人力、物力到抗日前線支援抗戰，發動上海附近的農村遊擊戰，宣傳黨的政策的同時，他還作了許多隱蔽的工作。如設立秘密電臺、交通聯絡站、派遣一部分黨員在敵特機關工作，廣泛蒐集敵特的情報等。還接待和審查了許多長期失去黨的組織領導的同志，包括出獄的、長期隱蔽在地下的，並將其中適宜在上海工作的轉給以劉曉為首的地方黨領導。

潘漢年利用&ldo;八辦&rdo;半公開的合法身份，負責領導上層的統戰工作，像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上海抗敵後援會、各界救亡協會、國難教育社、難民救濟協會等。當時群眾團體如雨後春筍一般紛紛成立，光與黨有關係的婦女團體就有22個。&ldo;八辦&rdo;在這方面的工作生氣勃勃，成績很大。此外，潘漢年還透過郭沫若、鄒韜奮、夏衍等團結了一批記者、作家，辦了《救亡日報》、《抗戰》等報刊。

在抗戰初期，上海的鬥爭紛繁複雜，潘漢年夜以繼日地工作，他隱蔽在群眾中，只在一定場合露面，所以敵人也摸不著他的行動規律。&ldo;八辦&rdo;建立的電臺，是同黨中央取得緊密聯絡的非常重要的渠道，這對上海及整個淪陷區的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潘漢年善於組織情報網，雖身處四面被圍的&ldo;孤島&rdo;上，也能夠知道各方面的動態，採取靈活的對付方法四面出擊。如國民黨有一部分人秘密投敵當了漢奸，混在人民群眾團體中進行破壞工作，我們都能及時發現，保衛了我們的組織，防止漢奸的破壞。

1937年12月間，潘漢年同夏衍一起離開上海前往香港，從事文化與情報活動，同時安排宋慶齡、何香凝和救國會、文化界著名人士安全離滬到香港或大後方去(1941年太平洋戰爭後，又是潘漢年派幹部去香港周密部署在港的柳亞子、鄒韜奮、沈雁冰、夏衍等著名人士安全撤離)。在武漢淪陷之前，他又趕到那裡向周恩來同志匯報工作。

1938年9月，潘漢年到延安，在中共中央社會部分管情報工作，他常去中央城工部研究敵佔區的工作問題，還常到中央黨校和社會部情報訓練部講課。

在延安期間，潘漢年與董慧相識。董慧原是香港富豪千金，來延安進抗大，是位熱血青年。潘漢年在延安一度患病，她悉心護理，終於相愛。1939年，兩人結伴到了香港。董慧以在父親辦的道亨銀行當職員的公開身份從事革命工作，成為潘漢年最貼身的助手之一。她傳遞情報，籌措、儲存活動經費，工作極為出色。由於她的社會地位，為其來往港滬之間從容工作提供了便利。於伶同志的下述回憶可以使我們想見當年他倆的工作配合是多麼默契：&ldo;某夜，董慧同志到辣斐花園劇場約我到&l;蓋世宮&r;(今淮海大樓樓下當時的小咖啡館)見面。要我在&l;三友&r;浴室(今安福路&ldo;和平浴室&rdo;)定好房間，他(指潘漢年)和劉曉同志來。談了以後，又換了更安全的地方，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