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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中，潘漢年不僅顯露出編輯報紙的能力，更加顯露出政治活動能力。特別是在當時政治情況下，他不過20來歲，已經能夠對政治局勢表示自己的看法。就在這一時期，我們結成了真正的同志友誼。

二

南昌起義失敗了，我在1927年9月回到上海，與潘漢年又見面了。

潘回到上海之後，一下就成為上海黨內的&ldo;活動分子&rdo;或者說是&ldo;積極分子&rdo;，特別在江蘇省委的工作範圍之內。在大革命失敗的當時，少數人叛變了，不少的人消極了;漢年同志不灰心，不喪氣，仍然積極為黨工作，今天講來，這是很不容易的。當時江蘇省委書記是李富春同志，李在南昌任第二軍黨代表時，黨內任南昌軍委書記，李是認識漢年同志的，而且信任他。根據形勢，當時有必要組成一個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員會，根據潘在左派文化界的關係，由他來擔任第一任書記，是很自然的。接受任務後，潘發揮了他的組織才能，首先團結了左派，成立了&ldo;左翼作家聯盟&rdo;、&ldo;社會科學家聯合，相應地也發展了戲劇、電影工作，使黨在宣傳上有能力與國民黨反動派、國家主義派、改組派、託派、新月派、現代評論派進行鬥爭。左聯、社聯的工作，透過黨，一直發展到北京、天津、廣州、成都……，一直發展到許多大學，今天還有不少老同志，就是透過參加左聯和社聯的活動，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上海，我與潘為了工作，經常見面，更加熟悉了。

大概在1931年，漢年同志離開了文化工作的領導崗位，於是我和他有一個短暫時期互不見面。1932年，我也脫離了文化工作，又和他在一起工作。但這時國民黨的血腥鎮壓，迫使黨中央無法在上海鞏固地領導鬥爭，而江西蘇維埃運動的武裝鬥爭日益擴大，因此在1932年秋天，我奉命離開上海，前往瑞金。這一離開，又是漢年同志替我精心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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