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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事變前採取逼蔣抗日方針，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的一個重要步驟。可是，儘管我黨採取一系列積極、主動的行動，力促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出現，然而，蔣介石毫無誠意。他震驚於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地區的會師，不顧日本侵略軍已在綏遠東部燃起戰火和全國人民要求援救綏遠的強烈呼聲，不顧中共的一再呼籲和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的苦苦勸諫，決心繼續&ldo;剿共&rdo;，妄圖一舉將紅軍消滅。10月31日頒發了對紅軍的總攻擊令。接著以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下令逮捕了主張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上海救國會領袖(即所謂七君子案)。蔣介石的倒行逆施終於激成了12月12日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的發生，在國內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它極大地振奮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熱忱，使&ldo;一二九&rdo;後出現的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發展壯大。同時，促進了國民黨內部的分化。其中親日派在日本的慫恿和支援下，企圖趁火打劫挑動更大的內戰，置蔣介石於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因而更激化了同英美派之間的矛盾。英美派為維護其本身利益，救出蔣介石，因而他們感到有轉變政策的必要。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黨方面對蔣介石的安危一無所知。張沖趕到上海向潘漢年瞭解事變真相;宋子文又透過宋慶齡向潘漢年瞭解中共及張、楊對事變的態度。潘漢年根據中共中央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一向他們傳達。後來，南京國民黨方面派端納陪同宋子文、宋美齡到了西安。經過談判，12月24日蔣介石被迫接受聯共抗日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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