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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國相抗爭，沒有資金，就如同以卵擊石，不能取勝。總之，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決不可同美國交戰，唯此是我們的出發點。山本的好友倔，涕吉認為，華盛頓會議日本接受3：5：5的比例，無論是從國際的角度還是從國內經濟角度上說，都同樣是挽救了日本。既瞭解日本在海軍擴張上的困難，又熟悉美國在經濟上的強大的山本，自然也同意這一選擇。

但這一選擇卻遭到日本海軍內強硬派的反對。以海軍專門委員身份列席華盛頓會議的加藤寬治，回國後發表了堅決反對會議決議的觀點，得到了海軍中少壯派的支援，並引起了不明真相的一般日本國民的共鳴。從此，日本海軍內形成了所謂的反對裁軍條約的&ot;艦隊派&ot;和與之相反的&ot;條約派&ot;。

務實而不輕易表態的山本，雖然從立場上是贊同條約派的觀點，或者勿寧說他本人就是條約派的一員，但不可忘記的是，他又是一位徹頭徹尾的用武士道思想武裝起來的民族利己主義者。當他面臨著這兩種選擇時，他選擇的是如何在現有的條件下盡力尋找彌補日本海軍與美國海軍實力差距的辦法。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努力沒有白費，從海軍航空兵身上找到了他要找的辦法，從而掀起了海戰史上的一場革命。

1921年7月，就在華盛頓會議舉行的前夕，山本五十六結束了在美國的研修生活，回到日本。最初山本被任命為軍艦&ot;北上&ot;的副艦長，到中國沿海一帶活動，旋又任命為海軍大學教官，教授軍政學。在海軍大學擔任教官的一年多時間裡，山本五十六得以擺脫艱苦的海上生活，消化美國之行的收穫。但海軍當局給他的時間並不多。1923年7月，他又奉命考察華盛頓會議後的歐美現狀，踏上旅歐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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