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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布林格覺得自己受了委屈。她以近乎生硬的態度做出肯定答覆之後，佐爾格沉默了很久，然後開始探討在漢布林格住宅裡與中國同志接頭的可能性。漢布林格的任務只是提供房間，並不參與談話。

此後不久，便開始了會面。這類會面在理察&iddot;佐爾格領導下進行了兩年，直到1932年底。

結識佐爾格之後，漢布林格順利接上了組織關係，不久接到共產國際的通知，漢布林格可以參加佐爾格小組的工作。佐爾格很歡迎漢布林格留在他的小組裡，他覺得漢布林格完全符合從事秘密工作的條件，她不僅是共產黨員，而且還是他的同胞。

瓦爾特的家和他的身份，對於地下工作是一種很好的掩護。但他們不可能經常在那裡組織會面，因為瓦爾特的妻子經常在家裡。佐爾格建議漢布林格找一處自己的住宅。羅爾夫和漢布林格本來也打算搬家，於是漢布林格開始注意尋找新的定居點。他們在法租界，即法國管轄的城區，找到了合適的地方。

1931年4月初，他們遷入新居，霞飛路1464號（後改為1676號）。整個住宅區如同坐落在一座小花園裡。從四面房間都能看見綠地。尤其重要的是，房子有兩個出口，通向兩條不同的大街。

佐爾格和他的同伴們每週在漢布林格家聚會一個下午，有時中間還插入長長的休息。除佐爾格外，還來兩三個中國人，偶爾也有一兩個歐洲同志。會面是在二樓進行的。漢布林格從未參與過這種談話，她的任務是擔任警戒，不讓同志們受到幹擾。

經常來的那些中國同志，陸續地成了漢布林格的語言教師，這樣他們就可以公開地來拜訪漢布林格，他們的來訪對於地下工作來說，也不顯眼。

遷入新居後不久，佐爾格在一次會面時帶來一個巨大的旅行箱包，請漢布林格代為儲存。不久，又送來了第二個。裡面裝的都是印刷和手寫的資料。漢布林格把它們放在壁櫥裡那個在夏天存放衣物的樟木箱子後面，有時同志們會面時會取出來使用。這些檔案在漢布林格家裡存放了大約兩年半時間，就連她的丈夫羅爾夫也毫不知情。

然而，當佐爾格要求漢布林格把一個處於生命危險之中的中國同志隱藏在家中時，她不得不把實情透露給羅爾夫，於是令人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羅爾夫反對這樣做，提出的理由很簡單：這對孩子和漢布林格太危險了。漢布林格警告羅爾夫，他的這種態度可能會導致一位同志喪失寶貴的生命，如果這件事情做不成，漢布林格將永遠不會原諒他。羅爾夫最終還是同意了，但漢布林格心裡明白，他們的婚姻已不可能長期這樣維持下去。

那位同志在漢布林格家住了大約兩個星期。他一句英語都不會說，一旦樓下有客人，他便躺在樓上的床上，免得讓人聽見他的腳步聲。漢布林格已不記得，是怎樣向保姆和廚師編造關於這位暫住客人的故事的了。不過，儘管他們缺乏共同語言，羅爾夫對這位客人的態度始終還是客氣、友善的。

第2節 動盪歲月

1932年春，中共中央機關經歷了一場空前嚴峻的生死考驗。特科負責人顧順章的叛變，幾乎令中央機關被國民黨特務一網打盡，幸而身藏虎穴的中共情報員錢壯飛及時告警，才使中央轉危為安。中央軍委書記、中央組織部長並主管情報工作的周恩來率領部下撤離之後，沒有被顧順章的叛變所嚇倒，而是改變據點，機智地與特務鷹犬們展開了巧妙的周旋。周恩來首先是調整了特科新的領導班子，委派陳雲接任顧順章負責特科工作，由康生從旁輔佐。陳雲兼一科指揮科科長，潘漢年任二科情報科科長，康生兼三科行動科科長。

不久，潘漢年來到佐爾格小組的住處通告了這一情況，同時又給他們安排了新的住處。漢布林格後來回憶道，這一時期，除潘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