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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直屬軍事教導團，冀、察、天津保安隊，總兵力達到了10餘萬眾。

二十九軍所屬部隊分別駐守冀、察兩省與平、津兩市，各地區的省市最高行政長官亦分別由駐軍首領兼任，其情形為：馮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劉汝明兼任察哈爾省主席；張自忠兼任天津市市長（蕭振灜離職後由張兼任），加上原已任命的宋之嫡系、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為北平市市長，冀察二省與平津二市完全成了宋哲元第二十九軍的天下，並復現以前軍閥割據局面。

以蔣介石為首腦的南京中央政府，對這塊具有特殊性質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半獨立地盤上的一切軍政事務，已無力直接控制指揮。而自認為羽翼豐滿，不可一世的宋哲元在截留稅收、白銀南運、故宮寶物南遷等一系列關乎國家民族大是大非問題上，更是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裡，雙方矛盾加劇。日本人瞅準機會，藉以操控宋哲元並不斷向其施壓，企圖將其變成一個受日本人指使的傀儡政權，日本外務省在《對華北新政權方針》一文中，直呼冀察政務委員會為&ldo;宋哲元政權&rdo;。[2]對此，蔣介石曾對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慨嘆道：&ldo;我們只能希望宋哲元等幾個人聽命令，並不能命令他們。&rdo;其痛苦、憤恨、無奈之狀溢於言表。也正是這種非驢非馬非騾子的四不像局面的形成，為後來平津乃至整個華北地區危急與淪陷埋下了禍端。

盧溝橋事變之前，宋哲元為躲避日本人的糾纏，正貓在山東樂陵縣老家為死去的父親挖坑修墓，一切軍政事務全部交付駐平的馮治安與秦德純辦理。當宛平城槍聲響起時，秦德純以職業軍人特有的幹練與魄力，當即於二十九軍司令部電令長辛店守軍何基灃旅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率官兵奮起抵抗，並有&ldo;保衛領土是軍人天職，對外戰爭是我軍人的榮譽，務即曉諭全團官兵，犧牲奮鬥，堅守陣地，即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為吾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rdo;[3]等悲壯之語。吉星文得令後率部死打硬拼，給日軍以痛擊。

7月8日晨，秦德純打電話到廬山，向正在牯嶺召開會議的中國軍政最高統帥蔣介石，報告事變經過以及北平面臨的危急情形。蔣介石聞訊，大驚，繼而對日軍製造這一事變的真實意圖，以及中國將如何採取應對策略，作了反覆思考與細緻推敲，其焦慮、矛盾、痛苦、猶豫之神情，從蔣氏本人當天的日記中可以看出：&ldo;一，倭寇已在盧溝橋挑釁，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二，與宋哲元為難乎？使華北獨立乎？三，決心應戰，此其時乎？&rdo;[4]

此時，中國的形勢是，包括熱河在內的東北四省已經淪亡於日寇之手。就在七七盧溝橋事變一年半以前，日本又迫使中國政府承認&ldo;滿洲國&rdo;和華北特殊化，這就意味著平津地區成為中國北方抵制日寇最前沿的堡壘，若平津失陷，整個華北將不可收拾。因而，經過反覆思索權衡，

蔣介石認為對方此次明火執仗的行動，絕非往日任何一次軍事爭端與挑釁能與之相比，華北大難臨頭，中國政府和軍隊很難再有退路，非戰即降，非死即活，有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時刻到來了。

面對危局，蔣介石採取外交斡旋與不惜開打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思想。一方面命令外交部部長、資深外交家王寵惠向日本駐華大使提出嚴重口頭和書面抗議，要求日軍立即撤回原防，中國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同時立即向宋哲元、秦德純等二十九軍將領發出了&ldo;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屬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rdo;[5]電令。

此時躲在山東樂陵老家的宋哲元，早已從秦德純發來的電報中得知盧溝橋事變情形，但這一事件似乎沒有引起他的興趣和警覺，他本人也沒有立即回平處理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