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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傅斯年拒絕的馬衡被弄了個灰頭土臉，退回北大國學門，再也沒有吭聲。接到蔡元培與傅斯年邀請的李濟，遂辭卻其他一切職位，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主任的身份，立即赴河南與正在那裡的董作賓見面協商發掘事宜，並對殷墟遺址有了進一步認識，作出了三個方面極具科學眼光的天才設定：

小屯遺址明顯是殷商時代的最後一個首都。

雖遺址範圍未確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遺址的重要中心。

在地下堆積中與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還有其它類遺物，這些遺物的時代可能與有字甲骨同時，或早或晚，當然要依據埋藏處多種因素而定。

根據以上三個設定，李濟制定了第二次小屯發掘計劃，並憑藉此前與畢士博合作的良好關係，得到美國弗利爾藝術館的經費支援。在董作賓密切配合下，李濟率領考古隊來到安陽小屯，於1929年春季和秋季分別進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發掘，陸續發現了大批陶器、銅器與3000餘片甲骨、兩大獸頭刻辭與聞名於世的&ldo;大龜四版&rdo;（南按：一個完整的刻滿文字的烏龜殼）。尤其引人矚目和振奮的是，這年的11月21日，李濟於一堆碎片中發現了一片彩陶‐‐這是安陽殷墟在抗戰前全部十五次發掘中，所記錄出土25萬塊陶片中唯一的一片具有仰韶文化性質的彩陶。對於這一異乎尋常的發現，20年之後，李濟曾專門撰寫論文指出它在中國歷史研究中的重大價值和意義：&ldo;在開始這一工作時，參加的人員就懷抱著一個希望，希望能把中國有文字記錄歷史的最早一段與那國際間甚注意的中國史前文化連貫起來，作一次河道工程師所稱的&l;合龍&r;工作。那時安特生博士在中國所進行的田野考古調查工作已經到了第十個年頭了。這一希望，在第三次安陽發掘時，由於在有文字的甲骨層中一塊仰韶式彩陶的發現，大加增高。現在事隔二十年了，回想這一片彩陶的發現，真可算得一件歷史的幸事。&rdo;又說：&ldo;要不是終日守著發掘的進行，辛勤地記錄，這塊陶片的出現，很可能被忽視了。有了這一發現，我們就大膽地開始比較仰韶文化與殷商文化，並討論它們的相對的年代。&rdo;[16]

1930年春，當史語所準備對殷墟再度進行發掘時，不詳的預兆接踵而至，河南地面大雨、冰雹成災，所降&ldo;冰雹大者數斤，小者如雞卵&rdo;。這場災難過後，接著出現旱災，導致河南全境&ldo;每天平均餓死1000餘人&rdo;。[17]此前，以李濟為首的中研院殷墟發掘隊與河南地方勢力為爭奪出土器物而大鬧糾紛，使發掘陷於困難。隨後爆發的中原大戰，使河南一帶成為閻錫山、馮玉祥等地方軍閥組成的聯軍，與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中央軍拼殺的主戰場。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原定對安陽殷墟的第四次發掘計劃，在大炮轟鳴，硝煙瀰漫，血肉橫飛、新鬼添怨舊鬼哭的風雲激盪中化為烏有。

既然河南不能發掘，李濟決定率部轉移到山東臨淄故城一帶，欲開闢新的發掘工地。當在臨淄勘察後，感覺&ldo;問題太複雜了，絕非短時期可以料理得清楚的&rdo;[18]。正在李濟等人猶豫之際，突然傳來了城子崖發現古遺址的訊息，而遺址的發現者，正是清華研究院時代李濟唯一的一位攻讀人類學與考古學的研究生吳金鼎。

1928年春天，時任山東齊魯大學助教的吳金鼎利用業餘時間進行田野調查，在濟南東約60餘裡的歷城縣龍山鎮一個叫城子崖的地方，發現了一處黑陶文化遺址。驚喜之餘，吳金鼎及時把這一情況報告給自己的導師李濟。李濟喜出望外，立即趕赴濟南隨吳金鼎到現場察看，意識到這是一處極其重要的歷史文化遺址，遂立即&ldo;決定選擇城子崖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