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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孟和為人生性老實平和，儘可能避免與人爭勝和交惡，但在許多事情上有自己的算盤，一旦算盤打得過多，難免令同行看輕。除此之外，陶、傅交惡，更深層的癥結還在於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觀等諸方面，或如後來中國大陸宣傳部門宣稱的&ldo;意識形態&rdo;不同與分歧所致。

陶孟和在英國倫敦大學求學時，主要研究社會學，接受的是韋伯夫婦的理論體系。因當時的韋伯與蕭伯納等共同創立費邊社，在英國從事所謂的社會改良主義運動，作為韋伯信徒的陶孟和，其思想多少也受到蕭伯納的影響。傅斯年在英國留學時，與韋伯夫婦和蕭伯納等輩曾有過接觸，但傅對二人特別是蕭伯納本人頗為輕視，或者說大為反感。

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的蕭伯納氏，自在倫敦以文學創作嶄露頭角後，號稱社會主義者，從36歲開始，到94歲嗚呼歸天，58年裡共寫了51個劇本。192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1931年，蕭伯納來到深得自己好感的蘇聯訪問，高爾基寫信祝賀他的75歲壽辰，稱頌他是&ldo;勇敢的戰士&rdo;云云。1933年2月，蕭伯納受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會幾位大佬的邀請，儘管有不屑踏上中國領土的念頭，但最終還是於2月17日由香港到上海登陸作了短暫停留，並與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林語堂等名流匆匆見了一面。蕭氏之意&ldo;本來玩玩的&rdo;（魯迅語），但還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以不屑的神情，居高臨下地對中國及中國文化咕嚕了幾句洋話，大放了一通厥詞，謂&ldo;中國固無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國的鄉間田野&rdo;云云。後來中國許多各揣不可告人之目的，或稀里糊塗，大肆迷信和吹捧蕭伯納，將其視為哲人與世界人類的大救星，並藉此抬高與其有一面之緣的中國同盟幾位大佬的身價。但也有人當時就表示對蕭氏為人為文不屑一顧，對其行為更是深惡痛絕。在這批頭腦清醒、情感激烈的勇士中，傅斯年算是靠前的一個，對蕭的行為與思想給予猛烈抨擊。其惡感之深、用情之烈、直到十幾年之後的1950年依然鬱結在心、如鯁在喉，甚覺不吐不快。這一年，由其他事件引導，傅斯年想起蕭氏的思想對中國人流毒之深，於是寫了《我對蕭伯納的看法》一文，以消除其毒素，化解心中的塊壘。文中說道：

蕭伯納&ldo;自己實在無多創造的思想，而是善於剽竊別人的思想。&rdo;他所剽竊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南按：韋伯）夫婦。蕭伯納的文字囉嗦，思想淺出，作品風行一時，一輩子賺了很大的錢。他對於抽版稅是絲毫不苟的。章士釗求見，說：&l;先生在中國很出名。&r;他說：&l;在中國出名何用？中國不曾參加國際版權協定。&r;這雖然帶有笑話，但我在英國讀書時（三十年了），大學學生演他的戲，版稅一道決不放鬆‐‐儘管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rdo;&ldo;蕭伯納將老，怕要死，寫了一本《返於老彭》（backtotheiah），還是一部大作（大約是1920年）。從此以後，剽竊得越發生吞活剝，見解越無中心，越說越無責任心。我想，假如不返於老彭，少活三十年，豈不更為完美？這實在不像人死後的說話，但這樣場合，這樣說法我卻有點摹仿他的調兒。&rdo;[14]

在傅斯年眼裡，儘管蕭伯納的思想抄襲韋伯，但韋伯夫婦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是一對徹頭徹尾的&ldo;社會主義的新官僚派&rdo;，且是一位&ldo;人道主義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觀念甚重，而謂人道主義者為幻想家&rdo;的庸俗之輩。傅在文章中頗負義氣地指責道：&ldo;魏伯夫婦晚年大大讚賞蘇聯，以為是一個新的文明。在東方的民族中，三個人都極其佩服日本，因為中國人&l;亂鬨鬨&r;，&l;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