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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得知安陽殷墟地下寶藏既豐且富的報告，驚喜交加，馬上籌措經費，購置裝置，調配人員，在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大力支援下，組成了以董作賓為首的殷墟發掘團，開往安陽小屯進行田野考古發掘。其成員有李春昱、趙芝庭、王湘、張錫晉等，另外還有一名董作賓的同鄉同學，時任河南省教育廳秘書的郭寶鈞。這次以尋找甲骨文為主要目的有組織的殷墟發掘，自1928年10月7日開始，至31日結束，前後共進行了24天，發掘土坑40個，揭露面積280平方米，掘獲石、蚌、龜、玉、銅、陶等器物近3000餘件，獲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另有人、豬、羊等骨架出土。董作賓作為本次發掘的主持人，手抄有字甲骨392片，並作了簡單的考釋，這個成果與他前期的調查報告，共同在後來史語所創辦的《安陽發掘報告》中作為首篇文章刊載。此次發掘與著述的問世，&ldo;不僅結束了舊的古物愛好者&l;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時代&r;，更重要的是為有組織的發掘這著名的廢墟鋪平了道路。&rdo;[11]

當然，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學門，未受過西方近代考古學正規訓練的董作賓，所帶領的發掘隊員皆是一群土包子書生，且將發掘的主要精力用在尋找帶字甲骨上，其它器物甚少顧及，這樣就出現了一些疏漏甚至笑話。許多年之後，已成為著名考古學家的夏鼐說道：&ldo;我在1935年參加殷墟發掘時，還聽說過一個關於董作賓1928年主持初次發掘時&l;挖到和尚墳&r;的故事。書齋中出來的董作賓，從來沒有看見過出土的骷髏頭，只從筆記小說中知道死人身上頭髮是最不易腐朽的。所以，他發掘到一座時代不明的古墓時，便認為頭上無發的墓主人一定是一位和尚。骷髏頭猙獰可怕，所以仍被埋起來。到了李濟、梁思永主持發掘時才注意到人骨標本的採集，並且用科學的採集方法和儲存方法。&rdo;[12]

或許正是由於以上的缺憾，沒有喝過洋墨水的董作賓感到惶恐不安，並有中途換將，由周身散發著海腥味的大字號&ldo;海龜&rdo;李濟出任第二次發掘主持的因緣。按照蔡元培後來的說法：&ldo;董先生到了那裡，試掘了一次，斷其後來大有可為。為時雖短，所得頗可珍重，而於後來主持之任，謙讓未遑。其時，適李濟先生環遊返國，中央研究院即託其總持此業，以李先生在考古學上之學問與經驗，若總持此事，後來的希望無窮。承他不棄，答應了我們，即於本年（1929年）二月到了安陽，重開工程。&rdo;[13]

對於這段記載，李濟的弟子，後來成為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主任的考古學家張光直，對其所作的補充注釋是：&ldo;33歲的李濟先生在那時的學術界已經有了相當的聲望。據說傅斯年先生在物色考古組主任與安陽殷墟主持者的時候，最後的兩個候選人是李濟先生與著名的金石學家馬衡先生。當時48歲的馬衡先生是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學研究室主任和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是中國傳統金石學最優秀的代表。在這兩位候選人中，蔡元培先生最後選定了代表科學考古的李濟先生。夏鼐先生說：&l;後來證明這選擇是明智的&r;，這就是因為李濟先生把殷墟發掘領導到一個新的方向上去，也就是把中國考古學帶到了一個新的方向上去。&rdo;[14]

張光直所言大體不差，只是不夠深入和全面，具體細節上與事實亦有出入，如當時的馬衡並未出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只是此前曾出任過故宮博物院理事與下屬的古物館副館長，另外還有一個掛名的故宮維持會委員等職。他被拒於史語所大門之外，與蔡元培沒有多大關係，完全是傅斯年的把戲。箇中原因，除了馬衡屬於金石學家一派，學術觀念陳舊，與西洋的新式科學派學者相比屬於不&ldo;預流&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