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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一織&rdo;的家庭紡織與規模化的工場化生產相比，最大的特點，或者說優勢是，前者的從業者幾乎沒有勞動成本支出，而且時間也是幾乎沒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閒暇時間單獨操作。在這種生產模式的競爭之下，規模化的手工業工場當然就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了。

在現代經濟研究中，早期的鄉村手工業常常被稱為&ldo;工業化原型&rdo;，它為工業革命的誕生提供了市場和技術前提;然而在中國，鄉村手工業則變成了機械工業化的障礙，它發揮無比的抗拒力，來阻止工廠的興起與工業化程序，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悲劇。

城市化率的下滑

中國的城市從來不屬於民間。張光直的研究證明，從&ldo;中國最古的城市&rdo;到&ldo;近代中國的城邑&rdo;，都是政治的中心，是維護權力的必要工具，這一特徵其實從未被改變過。128不過，城市在經濟中的功能卻在明代以後改變了。在先秦之後的一千五百多年裡，中國的經濟執行中心被置於若干個大都市之中，人口和工商活動也頗為集中，唐代還有法令限制縣級以下的商業市集之發展。可是，在明代之後，與數以百萬計的農村家庭紡機相配套的，是中國從城市化向城鎮化的大退化。

隨著家庭紡織業的繁榮，這些農戶的周邊自然地出現了大型交易集市。這些新型市鎮與傳統市鎮的最大不同之處是，它們興起的功能不是為農民消費服務，而是為農業生產服務，參與貿易的不是&ldo;以物易物&rdo;的小農戶，而是大商販和巨額資金，他們的利益所得，來自於規模化經營和遠途販運。有人統計江南地區蘇州、松江、常州、杭州、嘉興和湖州六府境內的市鎮數目變化發現，在宋代，這裡有市鎮71座，而到了明代，則增加到了316座。中國的縣級機構，自唐之後數量變化一直不大，大抵在2000到2300個，可是市鎮數量卻幾何級增多，到清中期，全國已約有三萬個市鎮，它們替代之前的兩千個中心縣城，成為中國經濟的驅動器。

我們不妨將這一轉變歸納為中國城市化的&ldo;離心現象&rdo;‐‐在其他國家，城市人口比重愈來愈高，也愈來愈集中，小城市變大，大城市變得更大;但是在中國，宋代以後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漸減弱，大中型城郡停止擴充，明清兩代的幾個大都市，從人口到城區規模都比兩宋和元代時縮小許多，人口反而向農村靠攏，江南地區形成眾多市鎮。129

自明初到清末的500餘年間，中國的城市化程序陷入停滯，城市總人口之絕對數幾乎沒有增長，但是全國總人口則在不斷增加‐‐從明代初期的7000萬人，至16世紀時達到1億至13億，至清代乾隆年間已將近3億，城市人口比重日趨降低，到19世紀中葉降至谷底。若與西方相比，戲劇性的反差更為明顯：中國城市化率的最高點出現在13世紀的南宋，之後掉頭向下，而西方正是在13世紀開始了城市化率的提升。130在1800年，世界上70的大城市位於亞洲，北京在很長時間裡為規模第一，可是到了1900年，僅有一座世界級大城市位於亞洲，其餘則均位於歐洲與美洲，這都是&ldo;工業革命&rdo;的結果。131

這種人口和經濟重心向農村轉移的現象，最為真實地表明中國社會的平鋪化和碎片化態勢。它既是人口增長和產業經濟發展的客觀結果，同時也是中央集權制度的必然引導。

在城市離心化的大趨勢之下，進而出現了&ldo;油水分離&rdo;的社會景象：政治權力集中於城市，為政府及權貴所全面控制，城市從此成為權錢交易中心和奢侈消費中心，而非生產製造中心。經濟力量則集中於數以萬計的市鎮，為民間勢力所掌握，大量的手工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