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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80年代，中央政府做對了很多事，尤其是包產到戶的土地政策以及輕減財政支出的財稅大包幹政策，啟用了民間和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而其在貨幣政策上的冒進則導致了1988年的大失利，這再度印證了土地、財政及貨幣在中國宏觀經濟治理中的核心意義。在放權讓利的過程中，歷史上一再出現過的景象也毫無懸念地重現，那就是權威旁落，中央財政長期處於窘迫的赤字狀態，到1992年，全國財政收入3500億元，其中，中央收入約1000億元，只佔總收入的28，地方收入約2500億元，中央財政支出約2000億元，赤字1000億元，因此被譏笑為&ldo;討飯財政&rdo;，時任財政部部長的劉仲藜回憶道，當時連某些中央機關都已經到了不借錢，工資發不出去的境地。

相對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則出現了自主許可權擴大和苦樂不均的景象。五大包幹政策極大地刺激了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而由於各地的包幹基數是按80年代初期的資料核定的，所以一些在改革開放後迅速崛起的沿海省份上繳數額偏低，而傳統強省(市)則相對較高。比如，上海市一年上繳數額為120多億元，廣東省則為10億元，山東省(除青島外)僅為289億元。苦樂不均的結果，自然造成各自為政、&ldo;諸侯經濟&rdo;泛濫的混亂局面，妨礙了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各省俱以鄰為壑，為爭奪資源打得不可開交，以資源小省江蘇和浙江為例，兩省每年春季為了爭奪春繭在交界處必打&ldo;蠶繭大戰&rdo;。

總而言之，從1978年到20世紀90年代的最初兩三年間，是民間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的時期，改革的動力來自於計劃體制之外，由下而上，由外而內，因而也具有天然的違法性，曾有民間改革家自詡&ldo;一切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rdo;。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社會面目全非，很多堅硬的東西崩解了，四大利益集團的格局陡然改變。

20世紀90年代初期四大利益集團的新格局圖

1989年的政治風波之後，意識形態趨於保守，儘管鄧小平在1992年重新推動經濟的市場化運動，但是，自由化所可能造成的對大一統制度的威脅為最高當局所警惕，尤其是1990年蘇聯的解體以及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ldo;集體變色&rdo;，更是讓中國共產黨感到了空前的執政危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ldo;弱中央、強地方&rdo;、&ldo;弱政府、強民間&rdo;的模式遭到質疑，經濟集權主義成為必然性的選擇。

第十二講　改革開放(下)：集權主義的回歸

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的經濟政策發生了微妙的目標性轉移：前十餘年的目標是復甦經濟，解決生產能力不足的問題，因此放縱民間，舉凡有利於生產力提升的俱得到鼓勵，即便突破了法律底線，亦受到容忍;自此之後，改革目標已轉移為加強執政集團的領導能力，增強控制力以及在發展中獲得更多的利益，於是，中央向地方收權，政府與民間爭利，集權主義再度歸來。

1991年年底，年屆60歲的朱鎔基被鄧小平從上海市委書記任上抽調入京，出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朱鎔基自大學畢業不久即進入國家計委，其後在石油工業部、國家經委、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工作歷練，熟悉宏觀、產業、學術及地方經濟各個環節，是一位罕見的實務及理論大家，其為人不苟言笑，以嚴厲、高效、清廉著稱。在他的治理下，經濟變革呈現出鮮明的集權化特徵。

分稅制：從增量改革到整體改革

朱鎔基上任之後，即以霹靂手段整頓經濟秩序，他採用銀行注資周轉和政府直接幹預的方式，解決了國有企業之間的&ldo;三角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