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頁(第2/3 頁)

政府對兩市的交易活動進行嚴格的管制：遵循&ldo;日中而聚，日落而散&rdo;的古訓，中午時分，催鼓而聚，一到黃昏，擊鉦(一種與鐘形似的銅製樂器，可執柄敲擊)而散;商賈帶進兩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經過市場管理機構(市司)的評定，分為上、中、下三等，規定價格，然後方可出售。90政府還特別對店鋪租金進行了規定，唐玄宗曾特別下令限定月租不得超過五百文。91從這些規定中可見，長安城裡的商品交易，與其城市規劃一樣，完全在政府的控制、幹預之下，是一種&ldo;有計劃的商品經濟&rdo;。

以長安為起點，朝廷修築了七條驛道，通往帝國的各個城鄉，沿途每15公里設立一個驛站，全國共有1639處之多。這些驛站均在交通要道，有長期性的建築及常駐的管理人員，在一片曠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標誌，於是，它們很自然地成為當地交易的最好場所。

首都長安還是國際貿易的中心。公元640年，唐軍攻滅西域的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地區)，重新打通了&ldo;絲綢之路&rdo;，從此，由長安向西，可自由橫穿整個歐亞大陸，直驅地中海東岸的安都奧克，全長約7100公里。正是透過這條漫長的貿易走廊，東西方文明進行了一次大溝通，中國的絲綢、瓷器源源不斷地販銷到歐洲市場。當時，羅馬城裡的多斯克斯地區有專售中國絲綢的市場，其價值約與黃金等重，造紙術也在這一時期傳入中東地區。而西方的動植物和新技術也傳入中土。《唐六典》記載，唐王朝與30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生過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國客人來到長安。唐王朝設有專門機構(鴻臚寺、禮賓院)負責接待外賓。西方的安息(波斯)、大秦(羅馬)、大食(阿拉伯帝國)等大小國家不斷派遣使者前來長安，很多波斯人世代留居長安，他們大多住在西市，幾乎壟斷了珠寶行業，長安城裡有專門的波斯邸(專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貨物之處)、波斯酒店等。

除了長安，其他城市的工商景象同樣十分繁榮。東都洛陽的城市規模僅次於長安，人口也超過了50萬。在南方，最繁華的城市是揚州、成都、蘇州和杭州，長江中游則是益州(今四川成都)，時稱&ldo;揚一益二&rdo;。杜甫有詩說&ldo;城中十萬戶&rdo;，益州市井之盛僅次於揚州。

盛唐氣象就是這樣被營造出來的。前所未見的輕稅簡政，促進了工商業和地方經濟的繁榮，國家的統一更為商品流通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商人在國境之內經商，數十里便有酒肆客棧，每個店鋪均備有代足的驢子，行走千里而不需持寸鐵自衛，這當然是空前的太平盛世。

劉晏變法：專營制度的歸來

公元755年，鎮守北方的安祿山和史思明發動叛亂，一手終結盛唐，史稱&ldo;安史之亂&rdo;。

從制度的層面來分析，此亂的發生正是分權過度的結果。唐玄宗在位期間，十餘年不換將官，而且各路節度使盡用胡人，安祿山兼統三道節度使，擁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權，致使其胸懷異志。更可怕的是，節度使除了領兵之外，還兼理民政與財政，儼然一方諸侯。從經濟上看，一百多年以來人口增長迅猛，土地兼併景象重現，中央政權的輕賦簡政造就民間繁榮，卻也暴露出大一統體制的不足之處‐‐因管制乏力而導致&ldo;幹弱枝強&rdo;。這一景象竟又是&ldo;文景之治&rdo;晚期的翻版。

&ldo;安史之亂&rdo;給國家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ldo;數百里州縣，皆為廢墟&rdo;，&ldo;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rdo;。92叛亂被平息後，盛唐精氣已被消耗殆盡。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描述當時的景象是：&ldo;地方割據勢力陡然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