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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有資本集團空前強大的同時，民營資本集團出現疲軟之勢，大量資金從實體經濟中撤出，或用於奢侈消費，或用於投機牟利，有產者階層出現了移民潮。據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顯示，個人資產超過1億元的超高淨值企業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理由為&ldo;不安全、不方便、不幸福&rdo;，另外，胡潤研究院發布的《2013中國千萬富豪品牌傾向報告》顯示，對當前經濟僅有25的企業家&ldo;非常有信心&rdo;，三年前為56。在一個連續四年保持全球經濟增長第一的國家裡，竟有超過七成的企業主對經濟的前景缺少信心而欲離開，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理解和需要警惕的事實。

在中國百年現代化歷史上，從鐵本案到&ldo;四萬億計劃&rdo;，可以被看成是繼1945年敵產國營化及1956年公私合營運動之後的第六次&ldo;國進民退&rdo;，也可謂又一輪&ldo;放權‐集權&rdo;的歷史性周轉。

與前五次&ldo;國進民退&rdo;所不同的是，在這一輪資本博弈中，決策層表現出了極度矛盾和分裂的戲劇性心態，在國有資本的兩次大規模挺進中，中央政府又先後兩次頒布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檔案。由此，我們最近距離地觀察到了中國經濟治理的經典性困境：國有經濟被認定為中央集權和政權穩定的經濟、政治保證，而民營經濟則承擔提高生產效率和創造就業的職責，兩者之間的競爭關係始終無法得到合理的調配，最終造成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的不合理，從而導致經濟成長的畸形化。決策層對這一衝突並非沒有察覺，而是陷於技術性的困頓。在2012年3月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提出了改革中的&ldo;兩個毫不動搖&rdo;，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援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那麼，這兩個&ldo;毫不動搖&rdo;孰輕孰重，一旦前者&ldo;動搖&rdo;了後者，或後者&ldo;動搖&rdo;了前者，又當如何處置?

發展與公平：2013年的雙重困境

2012年年底，中共&ldo;十八大&rdo;選舉產生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此時，改革進入第三十五個年頭，中國經濟如同一艘帆船，駛進了一段看似平靜卻暗流湧動的大峽谷。

其一，&ldo;三駕馬車&rdo;成跛腳之勢，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外貿經濟受國際環境影響始終復甦乏力，外貿物量的增速只有57，大量外向型中小企業歇業破產;一直是內需和地方財政收入支柱的房地產從2009年年底開始因過熱而遭到嚴厲調控，受其影響，鋼鐵、水泥、機械裝備等重型產業全行業虧損;中央政府從2012年5月起再次押寶於投資，加大了鐵路、城市軌道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在2012年，全年gdp增長78，創下自1999年以來經濟增速的最低值。

其二，貨幣嚴重超發，通貨膨脹壓力巨大。2003年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寬鬆貨幣政策時期，年均的貨幣增發量一直是gdp增速的2～3倍，廣義貨幣總量從2002年年底的183萬億元猛增到2012年年底的974萬億元，一舉超過美國的88萬億美元，成為全球貨幣發行量最大的國家，而中國的gdp只有美國的525。

其三，實體經濟持續低迷，地方政府債臺高築。因產業轉型乏力以及受地產調控的拖累，處於產業中下游的製造業普遍開工不足，而一直依賴土地收入的縣市財政捉襟見肘，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額從2008年的2萬億元增加到11萬億元，不堪其重。為了完成經濟增長的&ldo;硬指標&rdo;，各地政府不得不&ldo;飲鴆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