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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階層壯大及獨立的同時，知識精英也被&ldo;釋放&rdo;到體制之外。在1905年，最重大的國內事件是廢除有1300年歷史的科舉制度，其決策過程非常匆忙，9月，張之洞、袁世凱等人會銜上奏，當月慈禧就下旨准奏。廢除科舉制一方面讓中國精英階層從落後、刻板的孔孟儒學中徹底解放出來，在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繫上向現代文明靠攏;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集權者失去了對全民思想及精英階層的控制。科舉制的廢除，熄滅了一代知識青年對帝國的最後一絲眷戀，精英階層從科舉的既定軌道中散溢位去，很快衍生了一股反對的、無從把控的力量。一個可比照觀察的事實是，1977年，中國進行改革開放之初，最早的一個變革措施就是恢復高考制度，將潛在的不滿及反對力量納入統治體系之內。在敏感的社會轉軌時期，一廢一復，頗可參研。

當商人與知識精英在體制的大門外&ldo;會師&rdo;之後，對既有權力結構的挑戰便成為必然。

立憲運動：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選擇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洋務運動進入第三個階段，變革主題由經濟領域迅速地向政治領域推進。

1904年，張謇為張之洞起草《擬請立憲奏稿》，一時間&ldo;奏請立憲之說，喧傳於道路&rdo;，一場意在仿效日本的立憲運動拉開帷幕。也就是說，在市場化的經濟改革行至半途之際，政治改革的需求呼之即出。與此同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則試圖以武力推翻帝制，改良與革命開始一場驚險的較量。

在朝野的共同推動下，1906年9月1日，慈禧終於下達&ldo;預備立憲詔書&rdo;，同年11月，張謇等人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入會者都是一時精英。侯宜傑在《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一書中用大量的事實證明，體制外文人及商人階層是立憲運動最強大的推動力。在推動立憲的過程中，各級商會形成網路，並逐漸學會英國式商會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預備立憲公會等組織中，商人佔明顯優勢。如侯宜傑所言，商人們認識到&ldo;今日中國之政治現象，則與股份公司之性質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國之下未由發達，故振興實業之關鍵在於透過立憲確立法治，限制政權，保障民權來改良政治環境與政治組織&rdo;。149

在民間熱情被徹底調動起來的環境中，根本沒有做好心理和制度準備的中央政府處在了無比尷尬的境地。在兩年多的時間裡，朝廷一再拖延召開國會的時間，甚至以&ldo;明圖煽動，擾亂治安&rdo;的罪名查禁各地的立憲社團。民間失望情緒濃烈。1908年11月，光緒、慈禧在兩日內相繼去世，朝野失去談判的&ldo;最大公約數&rdo;。之後執政的&ldo;皇族內閣&rdo;全面排擠漢人大臣，武力彈壓各地的立憲請願活動。

就這樣，清政府儘管在經濟改革上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激進和開放，但是在政治改革上則猶豫搖擺和缺乏遠見，它相繼失去了洋務派、維新派、知識分子以及工商階層‐‐幾乎所有群體的信任，顛覆式革命已成必然之勢。

1911年，清政府宣佈鐵路國有化。甲午之後，大興鐵路漸成熱潮，朝廷將之當成國策，民間看到巨大利益，國際資本也不甘失去機會，於是，鐵路成了各方爭奪和博弈的最大熱點。從1904到1907年間，各省成立18家鐵路公司，其中，13家商辦、4家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僅有1家為官辦，數以十萬計的民眾購買了鐵路股票。國有化政策對保護民間股份毫無考慮，政府只還給民間股東六成現銀，另四成為無息股票，也就是說，投資人不但沒有任何的投資收益，還承擔了四成的損失風險。在中國的現代化歷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