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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想再給你們照相啊，俺爹俺娘（自序）

在我學攝影之前，爹孃只照過一次相。

那是日本鬼子時期辦「良民證」時村上讓照的。七七事變後的第二年，爹24歲，娘26歲，他們交了錢，到8裡外的源泉村去照相。

「那時咋照相呢？」我問爹。

「男的女的分開，四個人一組，坐到一根長凳上照。照了再剪開。相片到了村裡，偽村長控制起來，必須再交錢才能拿到相片。我又交了兩份錢，卻只得到自己的一張相片。」爹說。

「可能是沒把俺照上，俺一直沒見到俺那相片是啥樣。」長到20多歲才照這一回相，還沒見到相片，娘一直覺得委屈。

爹說:「年歲長了，俺當時照的那指頭肚大小的相片也早找不到了。」

以後30多年，爹孃再沒見到過照相機。也難怪，我們村太窮，人窮了哪有心思照相。

長大了，我走出了窮山村在外教學。1974年春天，我和女朋友夏立群（現在的妻子）帶著她父親抗日戰爭時期在戰場上繳獲的那臺德國蔡司伊康相機回家時，爹用粗黑的手撫摸著這神奇的玩意兒，眼神裡充滿疑惑：

「這方匣子咋能照出人影呢？」

當我按女朋友給調好的光圈、快門，舉起這「方匣子」要給他們拍照的時候，他們你看我，我看你，躲躲閃閃，不知所措。娘還說：

「別照了，俺長得又不好看。」

這一次，我拍的照片大多數都虛了，只有一張很清楚。以後，我還帶著照相機回去過幾次，終於拍下了娘扶著我不滿周歲的兒子學步的瞬間，記錄下當木匠的爹拉大鋸的神情，還單獨為爹孃拍了一張清晰的合影。

1982年，也是春天，我開始照著書本學習攝影。當時，正值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家承包了幾畝責任田，爹孃如魚得水。爹孃幹啥都要強，種地也要種出個花樣來。他們像過篩子一樣細細地耕耙土地，像種花一樣侍弄地裡的莊稼。我在城裡工作，也常利用星期天、節假日回去幫一下忙。剛學會拍照就如同剛學會騎腳踏車、開汽車一樣，如痴如醉。跑街頭、下工廠、到農村，工休日都搭在創作上，回家的次數少了。爹在地裡忙不過來，他性子急、脾氣倔、好強，但畢竟年紀大了，勞累時就衝著娘嚷幾句，說我忘了家，忘了本，「修正主義」了。偶爾我回去幹點活兒，也是一肩挑著擔子，一肩挎著照相機。爹看見，又嚷起來：

「幹活就要正經幹，你這是啥樣？『要飯的牽個猴子——玩心不退』。」

娘出來圓場:「學照相咋不是正經事？都像你這一輩子只認得鋤把、斧頭？」

我的照片開始在報紙上發表了，我高興地把報紙給爹孃寄回去。然而，好長時間沒有見到回信。

秋天到了，莊稼熟了。我因單位有會議拍照不能按時回家秋收。過了幾日，也沒有收到爹孃催我回去的書信，我心裡不安，等會議結束，便匆匆往家趕。為避免見面不愉快，我把照相機放在包裡。走進家門，才知秋糧已收割進場，冬小麥也快種完了。望著年近七旬、疲憊不堪的爹孃，我歉疚極了。娘卻安慰我說:「沒啥，俺習慣了。今秋你爹就是不讓捎信催你來家，說你正忙著正經事呢。」

山區的秋天是美麗的，農家院裡滿目秋實。我想創作幾幅農家金秋的作品，需要爹孃參與到畫面之中。跟他們一商量，行！我告訴他們，在鏡頭前面不要緊張，權當我不在場。我利用門口作框架構圖，讓高大的玉米垛充滿畫面，捕捉娘用簸箕簸糧的瞬間，取名《視窗》，透過農家豐收的院落這一「視窗」反映農村改革新貌。我還拍攝了爹手捧大地瓜由衷喜悅的鏡頭……這個秋天，我相機裡的收穫不次於豐收的田野。

報紙發表攝影作品，都在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