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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既信任他,就對左右的話一概不聽,雖毀謗樂羊的奏書有一箱,也不改變自己的看法。他知道,左右的話,是聽而不可信、不可取的。
行事要符合自己的角色身份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人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中庸》
處世既不能跟有些人學壞,也不要標新立異,故做清高,故意與眾不同;做事既不可以處處侵犯他人、惹人討厭,也不能凡事都阿諛奉承博取他人的歡心。所以洪應明說:“處世不宜與俗同,亦不宜與俗異;做事不宜令人厭,亦不宜令人喜。”
中庸之道是一種高明的處世哲學,然而遺憾的是,真正去掌握並實踐中庸之道的人卻並不多。人世間發生的不少悲劇都與當事人的言行違背了中庸之道有關。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有了好的方法卻不被人接受呢?對此,孔子是這麼認為的: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暢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聰明的人常常超過中庸之道,而愚蠢的人又常常達不到;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明曉於世,這是因為賢能的人常常超過中庸之道,而不肖之人,又達不到。
關於行事的身份、職責和角色問題,韓非子強調嚴懲那些侵官越職管閒事的人。他講了這樣一個故事:韓昭侯有一次喝醉了酒,伏在几案上睡著了,專門為他管理帽子的人怕他受寒,就在他身上披了件衣服。韓昭侯一覺醒來,看見身上加了衣服,很高興,問旁邊的人:“誰給我加的衣服?”旁邊的人回答說:“管帽子的。”韓昭侯於是下令,把管衣服和管帽子的一同治罪!
明代嘉慶年間,李樂做官清正廉潔。有一次他發現科考舞弊,立即寫奏章給皇帝,皇帝對此事卻不予理睬。他又面奏,結果把皇帝惹火了,皇帝以故意揭短罪,傳旨把李樂的嘴巴貼上封條,並規定誰也不準去揭。封了嘴巴,不能進食,就等於給他定了死罪。這時,旁邊站出一個官員,走到李樂面前,不分青紅皂白,大聲責罵:“君前多言,罪有應得!”一邊大罵,一邊叭叭地打了李樂兩記耳光,當即把封條打破了。
由於這個人是幫助皇帝責罵李樂,皇帝當然不好怪罪他。其實此人是李樂的學生,在這關鍵時刻,他換個角色,“曲”意逢迎,巧妙地救下了自己的老師。如果他不顧情勢和身份犯顏“直”諫,非但救不了老師,恐怕自己也被連累。可見身份要變得妙,不守不行,死守也不行。
處世避免過激和片面性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中庸》
儒家提倡中庸之道,就是要提倡以誠、以寬、以禮待人;不偏聽偏信,也不搞放棄原則,而要以社會的利益為重,高瞻遠矚地、全面地觀察和處理問題。
松下幸之助在其《關於中庸之道》一文中說,中庸之道的真諦是:“不為拘泥,不為偏激,尋求適度、適當”;中庸之道“不是模稜兩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籲:“但願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實踐於整個社會生活中”。
宋代大儒朱熹說:“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另一位宋代大儒程顥解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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