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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悲慘的夜晚巴庫出現了什麼情況，大家都清楚了。有關內容寫得太多了。不過，遇到這種情況，對同一個事件免不了立場看法各有不同。死去的有士兵，也有武裝暴徒，還有無辜的和平居民。

共和國的大眾傳媒，還有中央的某些媒體，把俄羅斯士兵說成是從地獄裡放出來的惡魔，把他們描寫成一群具有獸性的人。人民陣線非常善於操縱大眾的社會意識，他們自詡為&ldo;民主思想&rdo;的體現者，處處都要與中央作對，特別是與俄羅斯民族為敵。而我們那些土生土長的俄羅斯族政治煽動分子這回又撈到了一個打擊軍隊的機會。他們所攻擊的東西，基本上都是我們國家最強大的東西：軍隊、軍事工業部門、航天等。他們領到的是一個特殊的任務，而且也完成了這個任務。

每當回顧1990年1月那些日子的時候，我不由會把那些事件拿來同後來的主權國家亞塞拜然發生的一些情況相比。過了不久，城市和鄉村又冒出了烈火濃煙，有那麼一位退伍上校居然宣佈納哈切萬為獨立的共和國，說來也巧，首都還是選在連科蘭。那位&ldo;合法總統&rdo;在他那山村故鄉只是抖摟抖摟鬍子，於是那位原政治局委員、我的副手蓋達爾?阿利耶夫就只好想方設法地挽救局面。不過，無論發生什麼情況，也無論事情發生在亞塞拜然人、亞美尼亞人還是俄羅斯人身上，又怎麼能怪罪於人民，怪罪於普通百姓呢？如果這樣，就實在是對所有那些1988年以來高加索衝突中所有死難者的一種侮辱和褻瀆，其中也包括1990年1月的死難者。任何罪惡行徑的陰影都不應該落到人民頭上，不管是在納戈爾內‐卡拉巴赫、蘇穆加伊特還是巴庫。有頭腦的人總是會把獸性的人群同總體的人民相區隔的。極端分子和壞蛋只是其中的極其有限的一部分。

筆者在本書中譴責的，不是亞塞拜然人民，而是阿人陣的那幫政客，是它的那些頭頭們。正是那些傢伙，在那已經成為過去的1990年1月，把人民拖進了苦難的深淵。在那次可怕的衝突中，他們，唯有他們才是罪人。他們為了攫取政權，難道還會考慮什麼亞塞拜然人、亞美尼亞人、俄羅斯人或者猶太人的生命安全和福祉嗎？

有個民主派撰稿人，大名叫努伊金，他在1991年年末畢生頭一次來到納戈爾內‐卡拉巴赫，而且在那邊的候機大廳僅逗留了幾個小時。他在刊登於民主派報紙上的文章中，把這兩個民族一個稱為犧牲品，另一個稱為劊子手。請問，這麼一篇文章，能起什麼作用呢？民族之間的紛爭，無論是一次衝突，還是一場內戰，總是會具有殘酷和難以調和的特點。難道可以因此而歸罪於某一個民族嗎？被割掉的耳朵，當著親人的面進行嚴刑拷打，號召俄羅斯同亞美尼亞人一起打一場反對亞塞拜然人的戰爭‐‐這些還遠不是這位民主派撰稿人先生捏造出來的所有罪名。不過．難道他只是唯一曾經試圖而且現在依然念念不忘想要把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這兩個民族推向衝突的人嗎？還有一些類似的政客，他們總是企圖把民族悲劇中憲兵的角色強加到自己人民‐‐俄羅斯人民頭上，難道這不是對俄羅斯人民懷有病態的仇恨嗎？

下面就是前不久一個當天到過巴庫的記者在中央報紙上寫的一則報導：

……也就是在事件發動前的幾個小時，我得以訪問了位於施密特中尉工廠文化宮的人民陣線國防委員會的參謀部。當汽車駛近大樓時，撲入眼簾的是無數公共汽車和小轎車。一群群年輕人站在那裡，奇怪的是他們都身穿蘇軍制服，好像是一些海員。一群彪形大漢，身穿保護色軍上衣，臂戴亞塞拜然人陣的臂章，特別引人注目。

&ldo;我們的隊伍裡有大約十多萬民兵戰士，&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