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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否“死透”，他的辦法是拿著一根鐵棍，挨個兒槍眼兒捅一下。鐵棍上有個環，從一具屍體走向另一具屍體的時候，他就把它套在手指上繞圈兒玩，吹著口哨。我的印象是這個人因為周圍的人震驚而感到得意。我倒並不震驚，這只不過是又一個關於麻木不仁的的故事而已。

這往往就是那些令人恐懼的事情的起點：平庸無奇、麻木不仁和乏味。有時候我到一些地方去，不得已跟一些自認為有點兒權勢的人坐到一個酒桌上，他們總會端起一杯酒說：“來吧，加大力度！”這意思就是該乾杯了。我發誓沒有任何事會比這個更令我厭憎。我煩得屁股都要爆炸了。他們的話語方式是如此程式化，幽默感是如此貧乏，主人翁的姿態是如此自在，其背後潛藏的靈魂是如此平庸和自鳴得意，讓我意識到，這正是我不得不應付的令人驚懼的生活真相的縮影。

你知道，一個配不上你的世界的最簡單標誌就是一些配不上你的人總想跟你共飲一杯啤酒。

我像討厭尿一樣討厭啤酒。我也討厭一個既無夢想也無悲憫的世界。這可以是一個嚴肅的話題，關於如何形塑一個國家，形塑我們的生活。這也可以是一個玩世不恭的話題。有人會說，就你們這些憤青囉嗦，這個世界配不上你們，你們死去呀！這正是我之所願。我保證我不會永遠活著。而且拿我自己來說，軀殼裡就藏著一個小達摩，隨時準備找個洞藏起來。我只是在一個像木星那麼巨大而沉靜的地方同情著那些沒有洞可去卻沾沾自喜的傢伙們的人間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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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家能做點兒什麼

有一回記者採訪“花花太歲”丹尼斯·羅德曼，大意說，你瞅瞅你長得跟被卡車碾過幾百遍似的，憑什麼那個搶到最多籃板球的人就是你呢？他回答說：“因為我拼命想搶到那個該死的球！”看到這話我就想，嘿，這才叫真正的成功秘訣呀。由此我想起，小時候有天晚上家裡高朋滿座，我姥爺隔著人群，遠遠地呼喊我：“大鵬哎——”我回應：“哎——”他問：“你怎麼長得這麼難看吶？”要是我讀過了羅德曼的格言，就會回答他，長得難看怎麼了，只要我野心勃勃，拼命想搶到點兒什麼，那麼即便當不上花花太歲也能當上箇中產階級！可是我那會兒哪懂得這個呀，於是以一種浪漫主義者特有的傻冒口吻呼喊說：“興許長大了就好看啦——”

如今我攬鏡自照，終於知道了人生沒有“興許”。不知道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著童話中的那種邪惡的力量，反正在漫漫歲月當中，我就像沒被公主吻過的青蛙一樣一點兒都沒變樣兒。另外我還發現自己既不會搶籃板球，也不想搶籃板球，更糟糕的是我壓根就什麼都不想搶。

這世界上總有一些人會是羅德曼的反面，性情上更接近於夢想家而不是行動家，我不幸亦忝列其間。有時候我會有一些很下流的想法，幻想有什麼天大的好事兒落到自己頭上，比方說突然有一天我就買了一艘遊輪，我就把我的朋友都叫上：“穿上棉猴兒，咱上北極逮企鵝去！”另外一些時候，我則會有一點兒上流的想法，比方說我們這個國家能不能更好一點兒呢？

人類生活的奇妙之處之一就在於，空無的幻想與實際的行動可以同等珍貴。除掉一些最極端的個案之外，一般來說，夢想家們可以做一件很基礎的事情，就是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標準來監督現世。

在我看來，古往今來的偉大小說家們都幹了同一件事，就是甄別這人世間何為SB。《紅樓夢》指出了家長制度和實用主義的結合是個齷齪東西，《第二十二條軍規》說出了戰爭中的崇高精神是個愚蠢的玩意，更現代一些的小說不願意有太明顯的批判色彩，可是在甄別SB方面更勝前人，很多作品可以一攬子至少指出了一百多種人性的汙點。有時候新聞記者也幹類似的事兒。對一個更美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