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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的本源是歷史敘事。歷史敘事，是基於史實的敘事。司馬遷一部《史記》，堪稱中國歷史敘事的頂峰。《史記》是伴隨我一生的讀物。我重讀《史記》，在確認史實可靠之餘，再次感嘆太史公敘事之良美，思慮之周詳。精彩動人的敘事，有根有據的史實，深藏微露的思想，正是《史記》魅力無窮的所在。我獲得又一種感悟：打通文史哲，回到司馬遷。

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是當代史學中一朵光彩異放的奇葩。黃先生用一種嶄新的文體，融通史學、文學和思想，開啟了一代新風。八十年代，我初讀《萬曆十五年》時，驚異於歷史還可以這樣表現，俯心低首引為模範表率，與諸位致力於新史學的同道相互激勵，有意一起來開創新的史學的未來。時過境遷，我重溫《萬曆十五年》，仔細體味之下，感悟到復活的歷史，需要細膩的心理體驗和當代意識的參與，需要一種優美的現代散文史詩。

秦漢帝國的歷史，古來依靠的是文獻史料。這些年來，得益於數量龐大的考古發掘，新出土的史料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傳世文獻，結合新舊史料的歷史學研究已經重新改寫了歷史。考古資料的運用和研究成果的引入，不但是復活歷史的根據，也是直接的媒介。概略通檢之下，使我想到發掘報告書和學術論文的活用。

秦漢時代，距今已有二千多年，數百年間億萬人生活過的歷史，所留下的文獻遺物，不過是滄海一粟。我常常感嘆，古代史研究，宛如在黑暗的汪洋大海中秉燭夜行，視線所及，只能見到燭光照亮的起落浪花。以數字比喻而言，我們所能知道的古史，不過萬分之零點零零一，九千九百九十九點九九九是未知的迷霧。以極為有限的史料復活無窮無盡的遠古，需要發散式的推理和點觸式的聯想，使我想到古史考證和推理小說之間的內在聯絡。歷史學家，宛若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和克里斯蒂筆下的波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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