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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重要來源地，這個國家內地的任何混亂都會有損於這些重要商品的收集。因此，同維希保持假合作，儲存當地的法國政權，至少是暫時符合日本的利益的。這個政權可能會變成障礙物，但是隻要盟軍離印度支那很遠，這個政權就不敢對日本公開作戰，也不敢把對日本提出的要求反抗到公開衝突的程度。當這方面的形勢變化了的時候，日本的政策也改變了，正如以後我們會看到的那樣。從1940年夏季起任總督的海軍上將德古，對印度支那的形勢不抱任何幻想，對日本人在被迫的情況下會做的事也不抱任何幻想。只要維希政權存在，他就是維希的堅定的支持者；從他的回憶錄裡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既不愛戴高樂將軍，也不愛英國。但他是一個愛國的法國人，他迫切地要為自己的祖國盡職。他認為自己的責任是在自己敢於做到的範圍內抗拒日本人，必要時則遷就他們的要求；玩弄他手中唯一的一張好牌‐‐日本人希望避免破壞他的政權‐‐使這張牌發揮其最高價值。這樣，他希望把總督府維持到日本人在戰爭中遭到失敗的時候，那時也許可作出和平撤出日本軍隊的安排，用這種辦法為法國儲存這塊殖民地。他知道，假如激怒了日本人，日本人搞掉他的政權，建立起安南人的和柬埔寨人的政權，那麼，和平恢復法國政權的機會就很小了。

以後的事件證明，他這樣判斷是正確的。

但是德古處於一種特別困難的地位，因為他不僅要對付變化莫測的日本人，還要對付安南人的騷亂，對付中國人的陰謀，對付戴高樂主義分子不顧他的願望而進行的抵抗活動，還要對付盟國，特別是美國。因此，最後他失敗了，他的政權被推翻了，這也並不奇怪；值得往意的是，他居然儘可能長久地維持了這個政權。27日本人構成一種一直存在的威脅，因為德古很清楚地知道他們不信任他；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事情對他們有利，他們就會推翻他的政權。日本人給予安南民族主義一些鼓勵，特別是支援高臺教運動。這個運動在1926年就已著聞，它是東西方哲學和宗教的混合物，搞了一個模仿羅馬天主教會的組織。這個組織發展了民族主義的雄心，因此遭到法國當局之忌；但是除此以外，它的觀點是保守的，反共的。這一特徵使得東京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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