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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試圖把對話引向另一個方向：

「馬克西姆告訴我，自從他宣佈從政以來，你就一直盯著他。你為什麼要翻出他父親的舊帳？你很清楚，馬克西姆是清白的，而且子女不該為父母的行為埋單。」

「說得輕巧！」皮亞內利反駁道，「馬克西姆那漂亮的小生態公司，還有他的初創企業孵化器，你覺得都是拿什麼錢辦的？還有他的競選，你認為資金是哪兒來的？都是那個混帳弗朗西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賺的髒錢。他們從一開始就這麼腐敗，我的老兄。」

「所以，馬克西姆就什麼也不能做了？」

「別跟我裝傻，藝術家。」

「斯特凡納，你這類人身上有股我永遠都喜歡不起來的勁兒：不依不饒、自以為是、熱衷說教。簡直是羅伯斯庇爾的公共安全委員會。」

「託馬斯，你這類人身上也有股我永遠都喜歡不起來的勁兒：糟心麻煩扭頭就忘，從不對任何事產生負罪感。」

皮亞內利的口吻越來越惡毒。我們的對話現出了一條分界線，分界線兩側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在我看來無法和解的世界觀。我真想回他句滾蛋，可我需要他。於是，我退下陣來：

「咱們回頭再聊這個吧。」

「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要護著弗朗西斯。」

「因為我比你更瞭解他。關於他的死，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資訊，我可以給你提供個渠道。」

「你可真會玩逆轉！」

「《觀察家》雜誌社有個名叫安熱莉克·吉巴爾的記者，你認識嗎？」

「不認識，完全沒聽過。」

「她似乎搞到了警方的調查報告。我看到她文章裡寫，弗朗西斯在血泊中爬到了窗邊，試圖在玻璃上寫出兇手的名字。」

「對，這篇報導我讀過。荒謬的巴黎小報。」

「當然，如今虛假新聞泛濫，幸好還有《尼斯早報》這樣的業界良心。」

「我知道你在開玩笑，但這話其實不無道理。」

「你就不能給安熱莉克·吉巴爾打個電話，再多蒐集點情報嗎？」

「你以為我們記者間都是這樣資訊共享的？你和巴黎所有的作家都是好朋友嗎？」

這傢伙真是說急就急。詞窮的我放了一記陰招：

「斯特凡納，如果你真比巴黎的那些記者強，就證明給我看啊。想辦法搞到警察的調查報告。」

「好大一個坑！你覺得我會上當嗎？」

「我本以為你會。看來你不過是嘴上功夫厲害罷了。我之前還真不知道，面對巴黎聖日耳曼，馬賽足球俱樂部竟然會慫。有你這樣的支持者，我們好不了。」

「你胡說些什麼呀？這都哪兒跟哪兒啊。」

他沉默了幾秒鐘後，欣然跳進了我給他挖的坑。

「我們當然比巴黎人厲害。」他惱火地說，「你那該死的調查報告，我會給你搞到的。我們雖然沒卡達[4]那麼財大氣粗，但是比他們聰明。」

我和他的對話漸漸變得融洽、舒適，最後超越了彼此間的差異，以雙方共同的愛好畫上了句號。一九九三年，馬賽奧林匹克足球俱樂部給它的支持者們捧回了唯一一座真正的歐洲聯賽獎盃，一座沒人可以從我們身邊奪走的獎盃。

我站起身，用閱覽室最裡面的咖啡機打了杯咖啡。一扇小門通向院子，以便讀者去室外舒展雙腿：這正是我在做的事。一到外面，我就把這場「漫步」向歷史悠久的建築群延展開去，走向了一間間哥特風格的紅磚教室。

由於擁有某種特權，戲劇俱樂部一直佔據著學校最黃金的位置。走到側門時，我遇見了幾個嘰嘰喳喳走下臺階的學生。現在是晚上六點，太陽開始下山了，學生們剛剛下課。我踏上通往一間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