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漢武盛世——經學與託孤(第1/4 頁)

在漢代的歷史長河中，兩漢經學猶如一座巍峨的思想大廈，奠定了那個時代的文化基石。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尊崇儒術”的主張，得到漢武帝的大力支援，自此，儒家經學成為官方正統思想。

董仲舒、公孫弘和夏侯始昌均是漢武帝時期兩漢經學較有代表性的人物。

董仲舒倡導“罷黜百家，尊崇儒術”，深入鑽研儒家經典，為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提供理論依據。

公孫弘早年曆經坎坷，中年研習儒經。因賢良文學被徵召，善於迎合漢武帝心意。雖生活節儉卻被指虛偽。官至丞相，主張以儒術治理國家，對儒學傳播有所貢獻。

夏侯始昌精通《五經》，尤擅《齊詩》和《尚書》，其學說在當時也具有一定影響力。

三人在不同方面為漢武帝時期的兩漢經學發展和傳播發揮了作用。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和影響，使得經學在當時的社會中佔據了重要地位。為了進一步推廣和傳承經學，漢武帝做出了重大決策。

設立太學，將經學教育納入官方體系。太學以儒家經典為主要教材，培養了大批精通經學的人才。這些人才畢業後，有的入朝為官，將經學思想運用到政治實踐中；有的則回到地方，傳播經學知識，使經學在社會各個層面廣泛傳播。

同時，漢武帝還下令設立五經博士，專門負責研究和傳授儒家經典。五經博士對經典進行深入解讀和闡釋，形成了不同的經學流派。

今文經學注重透過對經典的微言大義進行發揮，為現實政治服務。例如，他們強調《春秋公羊傳》中的“大一統”思想，為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提供了理論依據。

古文經學則更側重於對經典的文字訓詁和歷史考證。他們努力恢復經典的原始面貌，力求準確理解聖人的本意。

經學的興起對漢代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政治上，官員選拔以經學為標準，“經明行修”成為入仕的重要條件，促使讀書人潛心研究經學，為國家效力。

在文化上，經學成為主流文化，詩詞歌賦、史書編撰等都深受經學思想的影響。在社會生活中，經學倡導的倫理道德規範深入人心，人們遵循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追求“仁、義、禮、智、信”的道德準則。

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在經典的解釋、學術方法等方面存在分歧，時常引發爭論。但這種爭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學的發展和完善。

讀書主要透過官學和私學。官學中以太學最為重要，能進入太學的多為貴族子弟或地方推薦的優秀學子。

私學則由一些大儒開辦，招收學生。孩子們學習的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如《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等。透過這樣的教育體系，儒家思想得以廣泛傳播。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漢武帝構建了新的中央架構。在中樞設立內朝，以削弱丞相權力，加強皇權。內朝官員多為皇帝親信，能直接參與決策，使得皇權更加集中。

在人才選拔方面，當時沒有科舉制度，主要透過察舉制來發現和選拔人才。察舉制包括孝廉、茂才等科目。地方官員負責考察並推薦品德高尚、有才能的人給朝廷。此外，皇帝也會留意身邊有才能的人，如大臣推薦或因某些事件而發現的人才。

文化教育和人才選拔制度不斷改善。比如太學的規模逐漸擴大，招生範圍有所增加。察舉制的標準和科目也在不斷調整和完善，以選拔出更符合國家需要的人才。

正是在兩漢經學的深厚滋養下，大漢王朝的文化根基得以穩固。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漢武帝也步入了生命的尾聲。

他開始為身後之事擔憂，思考著繼承人的選擇和託孤大臣的安排，希望能為大漢的未來延續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