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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她只能自戕了。這種陰霾密佈的局勢，加上種種異化現象的衝擊，更促使女作家趨向出世和超脫。她深感古老的歐洲文明脆弱不堪，昔日“太陽不落”的帝國如今搖搖欲墜，以及人際隔閡，人生渺茫，而於幻滅中沉淪。在思想上，她曾受弗洛伊德關於壓抑的潛意識與“性本惡”等學說頗深的感染，從而助長了孤寂之感和陰鬱的心理。

這些心態在伍爾夫的散文內不時流露，她曾在一篇隨筆內感嘆：“紅塵中的幻覺迴響著芸芸眾生的呻吟……”，“我們對自己的心靈都茫然，更談不上滲透他人的心靈了……”，“我們在人間孤零零地走一遭，這樣倒更愜意呢。”又如，她在日記中惴惴不安地寫道：“生活恰似萬丈深淵邊上的羊腸小道……”這些話不但透露悲觀的心思，並且表明，這位意識流作家慣於剖析深層心態，挖掘自我意識。然而，一味凝視內心，剝繭抽絲般解剖自我，可能會誇大心靈深處的疑慮、惶惑及恐懼，更覺得浮生若夢、萬有虛無，而把光明與黑暗交織的大千世界看成一片灰色，甚至一團漆黑了。這，也許是意識流作品大都悲觀色彩濃郁的一個緣故吧。

三

時代的脫節同社會的杌隉加劇了伍爾夫避世的傾向，另一方面，在創作和評論的領域內，卻又是刺激她力求創新的動力。為什麼要革新？簡言之，時代變了。伍爾夫認為：“顯然，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人失去了牢固的立足點，周圍一切都變了，人本身也在變。”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文化、政治、宗教意識同人際關係，等等，都在劇烈變化；知識分子（尤其是作家和藝術家）的處境不再像以前那樣穩定，而是在紛紜的生活漩渦中，特別在戰爭的陰影下掙扎（6）。對這種新局面，伍爾夫曾闡述：“所有的人際關係，諸如父子、夫婦、主僕之間的關係，都變了。隨著這種變化，宗教信仰、人的行為、政治與文藝等也必然要變。我們姑且說，這種變更從一九一〇年開始（7）。”她還申述：“在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底左右，人性開始變了。”變得更卑瑣、更醜惡：“如今的人，無論英國人、德國人或法國人，看起來都那麼蠢，那麼醜（8）。”此外，由於現代生活變得更亂，節奏加快，人的意識也流動得更快，變幻多端，捉摸不定。

上述各種嬗變必然促使審美標準以及文藝的內容和形式相應地變革。新時代的作家應超越舊時代的前輩，而肩負創新的使命。至於如何劃分新舊時代，伍爾夫明確地講：“我建議，把愛德華時代與喬治時代（9）的作家分為兩大陣營。我主張，把威爾斯、貝奈特、高爾斯華綏歸入愛德華時代，而把福斯特、勞倫斯、司屈雷基、喬伊斯與艾略特納入喬治時代（10）。”對於前者，即代表傳統的老作家，伍爾夫曾以貶義稱他們是“物質主義者”，認為“他們總是描寫雞毛蒜皮，煞費苦心，孜孜矻矻，卻把瑣碎與飄渺的東西寫成真實和持久的（11）。”講得具體些，就是老一輩作家只描寫外表，而沒有抓住核心與本質。什麼才是本質呢？伍爾夫認為是人的性靈或精神世界。她在同一篇文章內用精妙的比喻來闡述：

“生活並非一組排列得勻稱的車燈，而是一圈明晃晃的光暈，一種半透明的罩子，環繞著人的意識，貫串始終。因此，小說家的任務難道不是要傳達這變化莫測、無拘無束的精神世界，不管它表現得如何畸形或複雜嗎？難道不是要儘可能少羼雜外界與外表的東西嗎？”隨即強調：“至關重要的乃是性靈，包括激情、騷動，以及令人驚歎的美與醜的混合。”這番話不僅概括了女作家本人的觀點，也表達了意識流的特色。

在另一篇評論中，伍爾夫更明確地批評傳統小說的缺點而闡述自己鮮明的觀點：“小說被當作一種寄生動物，她從生活吸取養料，並且必須惟妙惟肖地描摹生活作為報答……文字必須侷限於為生活服務，去描繪那茶壺和哈巴狗……如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