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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合法性&rdo;的夢魘

雖然空前的極權，刺激、誘惑並催生了朱棣這樣一個人物，雖然事實證明朱棣才是朱元璋構建的體制的合格繼承人，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畢竟是以不合法的方式得到了似乎原本天生就該屬於他‐‐‐或者說只有他方與之相配‐‐‐的權力；而在另一方面，他的權力越是來得不合法，他就越會想方設法、調動一切手段來強化這權力，結果二者反倒相得益彰，彼此生發，將各自的真諦發揮得淋漓盡致。

中國古代帝權的最高階段，便以這怪異邏輯找到了自己完美的代言人。

朱棣以武力推翻建文帝，雖非不費吹灰之力，但確實頗為順利，就像兩個不同重量級的拳手之間的較量一樣沒有懸念。

他稱帝的真正障礙，不是朱允炆，而是&ldo;合法性&rdo;。

當把守金川門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為他開啟城門之時，戰爭結束了，然而朱棣卻意識到，現在他才面臨著真正嚴峻的考驗。作為勝利者，他享受到的不是歡迎、擁戴和臣服。他贏得了戰爭，卻沒有贏得承認。史料為我們揭示出朱棣進入南京城時所遭遇的尷尬局面：迎降的朝臣不過百十號人，而&ldo;遁去者，達四百六十三人&rdo;{33}，這還不包括自盡者、被捕者。假如置換為現代民意調查的表述方式，朱棣的民意支援率不足百分之二十。

為什麼？

朱允炆良好的聲譽是一個原因。萬曆年間，李贄於《續藏書》借評述方孝孺其人之機，極大膽地在同洪武嚴政相對照的意義上，稱讚建文的四年之治：&ldo;蓋【洪武年間】霜雪之用多，而摧殘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繼之，專一煦以陽春。&rdo;比朱元璋為嚴冬，而把朱允炆比做陽春，乃至說他善始善終地（&ldo;專一&rdo;）只把溫暖帶給民間。這個說法應不過分。朱鷺在其詩《過金陵吊方正學諸臣》裡寫：&ldo;四年寬政解嚴霜，天命雖新故忍忘？&rdo;嚴霜，指朱元璋；天命雖新，指朱棣上臺。詩句中對朱允炆懷念之意甚濃。

不過，這是較次要的原因。雖然古代因為&ldo;人治&rdo;的習見，對賢君心嚮往之，但朱棣之不受歡迎，卻不可以這樣簡單地歸結到對他們個人品質的愛嫌。

士大夫，或者說儒家官僚，有自己的政治理性。它反映在若干原則上，例如君臣之義，宗法關係，王朝繼嗣制度等。這些原則，基於儒家對心目中政治秩序的訴求，關乎它所理解的國家根本和大體，是不可破壞的，具有超乎道德之上的地位，也是優先於道德標準的最高標準。

孔子在世時，即有意識地致力於建立這種秩序，他在七十歲左右的高齡，完成了畢生最後一部著作《春秋》。&ldo;《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rdo;{34}此書之作，即為正名分、立褒貶，司馬遷評曰&ldo;以繩當世&rdo;{35}，近人則稱&ldo;儒家政治思想，以《春秋》為最高標準&rdo;{36}。孔子自己有一句話：&ldo;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rdo;對此，經學家劉熙解釋為：&ldo;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rdo;意即《春秋》樹立了一個標杆，明確了應該怎麼做，和不可以做什麼；為此，有人會擁戴，也有人會怨恨。這究竟是什麼樣的標杆呢？說到底，就是制度，是任何情形下國家政治都不能被侵犯被破壞的禮法‐‐‐甚至當從道德層面可以得出相反結論的時候。比如暴君被殺，依《春秋》的書法，也仍舊要用&ldo;弒&rdo;字，不能稱&ldo;殺&rdo;，《春秋&idd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