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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那時，他的聲望達到了頂點。如果他對現實的認識足夠深刻，如果他的性格足夠健全，如果他對事務的處置足夠高明和恰當，他將不難做到統一思想、使大家團結在他的周圍、銳意進取。然而，他顯然未能抓住已經出現在眼前的大好時機，任性、率性、固執、偏激，一再出錯，遂使剛剛復甦溫暖的人心重新變得冷漠。

&ldo;枚卜之爭&rdo;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對於朝臣拉幫結派的憤怒固然很有道理，但豈能不由分說地認定較為人多勢眾的錢謙益一方就是罪魁禍首，乃至所謂&ldo;科場舞弊案&rdo;，錢謙益與之無涉明明已有司法結論，他卻一定要推翻，而且把自己的支援毫不猶豫地奉送給品質很壞的溫體仁？

至於袁崇煥一案，更是他輕躁苛刻、不辨賢愚、心性狹薄的明證，當著人心渙散、滿朝碌碌、充斥著空頭政客的時候，崇禎能有袁崇煥這麼一個幹才可用，實乃福分，他卻因為皇太極兵臨北京城下而受到的一時驚嚇，和敵方設計的一出類乎蔣幹盜書式的反間戲，極其幼稚、喪失理智地將自己的邊疆干城拆毀、推倒。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崇禎連這起碼政治風度都沒有；而目睹了袁崇煥的下場，每個有才幹、敢承擔計程車大夫，又怎能不心寒？至於後來在邊防、剿&ldo;賊&rdo;之中的用人，更加一無是處‐‐‐不足倚任地引為心腹，可用之才卻被百般掣肘。在楊嗣昌、熊文燦與洪承疇、孫傳庭、盧象升之間，他的立場基本搞錯。

殺袁崇煥時，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上疏，批評崇禎不能善待臣子，及其性格缺陷。開宗明義，第一句&ldo;皇上急於求治，諸臣救過不給&rdo;就論得很透；崇禎君臣間的不解之結，大致就在此句中。以下具體論述，都擊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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