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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長徵開始後，張聞天沒有參加最高軍事領導，而隨中央縱隊行動。看到反&ldo;圍剿&rdo;鬥爭的失利、長徵初期慘重的損失，他在途中向毛澤東傾訴了苦悶和憂慮。兩人經過長談，認為應清算錯誤的領導者。這時負傷的王稼祥也經常同毛澤東、張聞天一起談話，並達成了一致的認識。有人把毛、張、王三人稱為中央隊的&ldo;三人團&rdo;，以此區別於負責最高指揮權的&ldo;三人團&rdo;。

遵義會議上做了&ldo;反報告&rdo;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前，張聞天就根據同毛澤東在路上商定的意見，起草了一份重要報告。會議開始後，臨時中央的總負責博古做了主報告，強調第五次反&ldo;圍剿&rdo;失敗是由於敵軍過遵義會議透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ldo;圍剿&rdo;的總結決議》。決議從正反兩方面總結了紅軍反&ldo;圍剿&rdo;作戰的經驗，肯定了毛澤東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中形成的基本作戰原則於強大的客觀原因。張聞天隨後發言，做了批判&ldo;左&rdo;傾軍事錯誤的&ldo;反報告&rdo;，從而改變了會議的氣氛，使絕大多數到會者開始清算&ldo;左&rdo;的錯誤。會議後期，張聞天負責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得到透過，成為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實現歷史性轉折的光輝檔案。

十年後，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曾說過：&ldo;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同志從第三次&l;左&r;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帳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rdo;

&ldo;明君&rdo;曾經三讓總書記

2月上旬，紅軍長徵到達雲南扎西，許多領導人都感到博古不能再負責下去，常委分工問題應解決。2月5日，在一個&ldo;雞鳴三省&rdo;（即在雲貴川三省交界）的小村子裡宿營後，中央常委重新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總負責（當時有人也稱為總書記）。

當時博古也認識到自己缺乏鬥爭經驗，不適合擔任最高領導。有人勸他不要&ldo;交權&rdo;，博古還是襟懷坦蕩表示應該服從集體決定。這一交權形式很簡單，就是把幾擔裝有中央檔案、記錄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張聞天負責。

張聞天從年輕時起就喜好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不長於處理瑣事。他總戴著眼鏡，不苟言笑，不善交際，常在沉思問題，像一位溫文爾雅的學者。他被推為總負責人之後，一再感到並不完全適合於領袖地位，希望毛澤東擔任總書記。毛澤東以身體不好並忙於軍務為由拒絕。1935年4月紅軍長徵渡過北盤江後，中央討論要派一位中央負責人到白區工作，張聞天主動要求離職前去，結果毛澤東等人不同意，改派陳雲前往。

同年夏天紅一、四方面軍會師，身為政治局委員並在四方面軍擔任領導的張國燾伸手要權。為了表示團結，張聞天又主動向毛澤東提出&ldo;我這個總書記的位置讓給他好了&rdo;。毛澤東經過考慮說：&ldo;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rdo;於是中央決定，讓張國燾擔任紅軍總政委。事後證明，毛澤東的考慮是有遠見的，因為後來張國燾對抗中央的北上決定，並另立中央，從組織程式看是嚴重的反黨行為。若是讓他事先擔任了總書記，怎麼定性就不好說了。

遵義會議後，張聞天一直堅持集體領導，遇事總要徵求大家的意見，經過討論後再由他作結論。張聞天的信條是，真理在毛澤東和張聞天（左一）在一起誰手裡，就跟誰走。他在絕大多數場合都採納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幾次開玩笑說：&ldo;洛甫，你是&l;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