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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愛的到底是誰?”想到霍青桐謀略出眾,文武雙全時,他終於發現:“唉,難道我心底深處,是不喜歡她太能幹麼?”心驚之下,他自譴道:“陳家洛,陳家洛,你胸襟竟是這般小麼?”可是最後,他連香香公主也失去了。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晚期,已經是百孔千瘡。君昏臣佞,上欺下瞞,人心險惡,自大虛偽。陳家洛總體上不失為一位有才幹、有血性的英雄,但他的思維方式中深深積澱了許多封建文化觀念的糟粕。 在這個問題上,金庸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中有許多情節可與《書劍恩仇錄》參照。康熙皇帝對韋小寶說道: 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那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蕃已平,臺灣已取,羅剎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復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 這段話未必完全正確,但確實值得那些大漢族主義者思考。有趣的是,《鹿鼎記》中也有一個策動政變的情節,幾個身為學界泰斗的大知識分子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查繼佐等,竟然一本正經地苦勸出身妓院、“不學有術”、專靠溜鬚拍馬飛黃騰達的韋小寶去當皇帝。查繼佐說: 決不是開玩笑。我幾人計議了幾個月,都覺大明氣數已盡,天下百姓已不歸心於前朝。實在是前明的歷朝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清廷佔了我們漢家江山,要天下漢人剃頭結辮,改服夷狄衣冠,這口氣總是咽不下去。韋香主手綰兵符,又得當今皇帝信任,只要高舉義旗,自立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風景從。 明知自己的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卻還要推戴一個最會搜刮民脂民膏的小流氓。假設韋小寶做了皇帝,百姓苦到什麼程度,真是不可想象。至於韋小寶這個阿Q式的形象本身,更是集中國國民性弊端之大成,這個問題已經有許多學者做過系統的研究,本文不再展開。金庸小說對中國文化弊端的反省是多方面的,僅從上述就足見其深度。 金庸小說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是與“五四”新文學精神相通的。實際上是“五四”精神在通俗小說領域的延伸。在思想上,或許還達不到魯迅那樣的深度;但由於小說篇幅之浩大、描寫之細膩以及讀者之眾多,其影響的廣度是不亞於新文學的。 四 專制政治批判 金庸小說中政治描寫和政治思考的比重很大。他批判了專制社會的種種弊端,揭示了集權導致的個人崇拜。 在《鹿鼎記》的第一回,金庸就別具匠心地表達了他的政治觀: 那文士提筆醮上了墨,在紙上寫了個“鹿”字,說道:“鹿這種野獸,雖是龐然大物,性子卻極為平和,只吃青草和樹葉,從來不傷害別的野獸。兇猛的野獸要傷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給人家吃了。”又寫了“逐鹿”兩字,說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來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溫順善良,只有給人欺壓殘害的份兒。《漢書》上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說,秦朝失了天下,群雄並起,大家爭奪,最後漢高祖打敗了楚霸王,就得了這隻又肥又大的鹿。” 那小孩點頭道:“我明白了。小說書上說‘逐鹿中原’,就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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