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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外，大部分時間是在上海、香港等地進行對敵的隱蔽鬥爭和開展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統戰工作。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取得了日偽軍事動向的重要戰略情報。由於他在1939年就建立了一條從上海到淮南、蘇北解放區的地下交通線，因此在&ldo;皖南事變&rdo;以及歷次環境惡化的時刻，保證了上海和解放區的人員和物資的交通(鄒韜奮同志病危的時候，就是經過這條交通線送到上海就醫的)。

特別使我難忘的是1948年以後，解放戰爭迅猛發展，國民黨統治即將覆滅的那兩年時間，時局瞬息萬變，工作十分緊張，、正在這個時候，民盟、民革、民進等民主黨派都要在香港召開代表大會;劉長勝、劉寧一等同志要在香港培訓工會幹部;東北解放區領導機關不斷派人和來電要在港澳和海外聘請內外科醫生;更重要的是，為了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大批民主黨派領導人、工商業家、文化界人士，都要從西南、西北、華中、上海等地轉到香港，再由我們租船把他們送往青島、大沽、大連，然後到河北省平山集合。單是護送民主人士去華北這一件事，就歷時一年多(從1948年到1949年3月)，據不完全的估計，路經香港坐船到解放區的知名人士‐‐如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郭沫若、馬敘倫、沈雁冰、葉聖陶，還有許多作家、演員，一位起義的國民黨軍長、一位西北軍的代表，最少也有350人以上。當時東北和華北一部分已經解放，所以我們可以租用外籍輪船開往東北，運出大豆、人參、藥材、土產……在港澳市場賣出，然後買進解放區急需的西藥、紙張、五金運回東北，也就趁此機會，讓民主人士搭船北上。據我回憶，開始幾次，國民黨特務和港英當局似乎沒有察覺。但是不久，當他們嗅到風聲之後，就警戒森嚴，多方阻撓。這件事，用現在的話說，完全是由漢年同志&ldo;牽頭&rdo;的，事無巨細，從要到華北去參加新政協的人士們自內地到香港起，歡迎、宴請、商談、幫助他們安頓家務，一直到妥善地送他們上船為止，他無時無刻不為這些事操心。當時，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經回到東江根據地，章漢夫已經調往剛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來的除了許滌新、饒彰風、喬冠華和我之外，連平時搞文藝、跑新聞、管經濟的同志，也調來當旅館經理、碼頭接送人員和勤雜人員了。特別是一張小報透露了李濟深先生即將北上的訊息之後，形勢就格外緊張了。那個時候，五角大樓和唐寧街的決策人物，始終抱著一個&ldo;劃江而治&rdo;的幻想，加上當時在南京當權的桂系集團也還在徘徊不定，因此，他們認為把李濟深先生扣住在香港，還不失為一個重要的籌碼。儘管李先生那時已下定了決心，用閉門謝客的形式來麻痺他們，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的成了漢年同志傷腦筋的問題。他辦事穩，抓得細。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長、大副、二副對我們的態度如何?這一條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幾個人認識李任公?人們帶的行李有多少，萬一要檢查時會出什麼問題?等等，他都縝密地考慮。在他確定了最保險的方案之後，再商定實際陪李先生出門、住旅館、搬行李、乃至保衛、放風，隨時向他報告訊息的人選。他、饒彰風和我三個人在一家旅館守著一架電話機聽訊息，直到聽到&ldo;船開了，貨放在大副房間裡，英姑娘沒有來送行&rdo;這個謎語一般的電話，才鬆了一口氣。計劃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後，報上才見訊息，而這時他已經過了臺灣海峽了。事後有人開玩笑說，這樣於是會短壽的，他卻笑著回答：&ldo;這時候睡不著覺的不是我們，南京、上海、華盛頓的人才難受呢!&rdo;假如一個人做的工作量可以用時間來折算的話，那麼，這兩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