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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哥哥上學去了，母親出去搓麻將了，別的人根本不管我的事。我的同學們來來往往，他們也都看慣了，不會覺得奇怪。我是入黨才一年多的在基層工作的女學生，對黨內領導同志敬若神明，所以就老老實實地坐在一旁看書，把思想集中在書本上，沒有聽他們的談話，連茶水也忘了奉上。

他們走後，我看著名片想著：這名字當然是假的，胡，胡說八道吆，越胡說越明白;鉛印的，還不知是怎麼搞來的。電話‐‐我想當然更是假的，剛才現寫的;本來是7、8、9、10，假裝是外灘一帶的1字打頭的，成了10、7、8、9。這樣一想就記牢了。別的字，反正不是絲襪商人，不記它。&ldo;這是怕我聽錯了，或是聽一遍記不住，才給我看的。&rdo;於是我就燒掉名片，衝掉紙灰。

之後，我才知道潘漢年真的用過這個名字。名片是他自己的，電話也是真的。原來這是留給我的一個護身符。

當時，我家生活是靠父親從重慶匯款來維持的。有時，款不能按時匯到，就靠典當度日。1942年夏季，我到新閘路底的一戶人家當家庭教師，掙些錢來供我自己活動和學習之用。為了省下車費，常是步行而去;只在因故遲出門時，才坐電車。我捨不得花錢乘頭等車廂，總是坐三等車廂。

有一天，剛走進三等車廂，就猛然看見&ldo;絲襪商人&rdo;坐在通往頭等車廂的小門旁。他穿著一身漂亮的白西裝，戴著一頂高雅的白草帽。我著實吃了一驚。他卻坦然一笑，點點頭算是對我招呼，我也趕快點一下頭就坐下，不敢走過去和他說話。再一看，車廂裡稀稀拉拉坐了幾個普通市民，才定下心來。過了兩三站，他先下車，仍是微微一笑，點點頭，算是道別。我一看，沒有發現什麼人跟著下車。

一次，潘漢年與劉曉在我家碰頭時，潘提前來了幾分鐘，他問我：&ldo;我好幾次看見大熱天你在馬路上走，是到哪裡去?為什麼不坐車?&rdo;對黨內領導同志，我當然說實話。那時候，共產黨員口袋裡沒有多少錢，也用不著難為情。他聽後仍是微微一笑，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我卻在想：他也常在這條路上坐電車?也坐三等車?為了省錢?那為什麼穿那種西裝?是在甩掉什麼尾巴?解放以後才知道，潘說過，認識他的人一般不會坐三等車，他有時坐三等車，既省錢又安全。

到蘇北解放區聽了學習班裡關於保密工作報告時，才知道&ldo;胡越明&rdo;原來是領導隱蔽戰線工作的潘漢年同志。別人在議論他的&ldo;神通廣大&rdo;、&ldo;神出鬼沒&rdo;……，我卻總覺得他與想像中做地下工作的人不易聯絡起來。我只覺得他待人寬厚，一片祥和。那微微一笑、點點頭，總是讓人心裡充滿了溫暖。尤其是1946年8月那次，在老蔡的書房裡與我單獨談話時，是那麼懇切、關心。他批准我去和莫洛一同工作，和莫洛結婚;交代了在那裡長期工作的任務和工作方法;決定我的組織關係留在上海，由&ldo;大姑&rdo;和我聯絡。因為她有公開身份，容易找到。潘肯定了莫洛的人品，說他是個好同志，分析了莫洛與我經歷不同，個性不同，囑咐我要與他互讓、互諒。他的話使我滿心感激，不知說什麼才好。最後，潘說：&ldo;去吧!好好幹吧!&rdo;仍是微微一笑，點點頭。那是我見他的最後一面。

1949年底以後，我和莫洛轉業到財貿部門、工業部門工作。經過1955年的風波，歷次的大規模政治運動、尤其是那十年浩劫，我們都受到了歧視、排擠和打擊。但卻始終保持自由之身，還能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盡己所能地為建設社會主義添磚加瓦。

&ldo;四人幫&rdo;倒臺之後，我逐漸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