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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列出了在金奈非法進行腎臟移植的五十多家醫院，我根據這份清單，造訪了其中6家醫院，每一位外科醫生都跟我說，要是允許捐贈者與受贈者會面，會對雙方造成嚴重的心理傷害。

不過，真實情況並非總是如此。人類學家萊絲莉&iddot;夏普(leslie sharp)曾在其著作《奇異的收割》(stran harvest)一書中討論美國的屍體捐贈體制。她寫道，捐贈者與受贈者之間的匿名情況，是近來才出現的醫學倫理。20世紀50年代，移植手術首先在美國地區變得普遍起來，當時的醫生主張，把捐贈者家庭介紹給受贈者可改善手術的臨床成功率，因為雙方可分享病例，甚至或許能透過移植手術而形成較為緊密的關係。然而，隨著移植產業的利潤愈趨成長，捐贈者的器官開始失去身份。匿名成為了新的常規做法。

1990年代初期，夏普開始進行研究時，&ldo;移植專業人士認為&l;捐贈者與受贈者之間的&r;書面溝通屬於破壞行為，親自會面溝通的破壞程度就更大了。&rdo;臨床人員的處理態度則更甚之，他們把尋找器官去向的捐贈者視為病態。

然而，夏普的研究結果卻顯示，一般而言，捐贈者與受贈者都想要知道對方是誰，但都被醫療人員阻擋，無法得知。她寫道，當移植社群的人在公開活動的場閤中聚在一起時，&ldo;講述著雙方見面的故事，總是能讓底下的聽眾由衷產生喜悅與讚揚的情緒。&rdo;然而，院方例行將記錄封住，不讓雙方見面。

兩個活人因生命的延續而有了關係，受贈者和捐贈者的家庭自然會想要得知器官的來歷和去向，夏普為了描述移植技術所創造的這種獨特的關係，更創造出了&ldo;生物感傷(biosentitality)&rdo;這個詞彙。儘管雙方渴望見面，但是在&ldo;放棄醫療隱私權&rdo;這個觀唸的背後，其實有著更為實際的理由。

在國際器官交易的情境下，即使患者知道自己是在購買器官，甚至懷疑供應鏈中存在非法的事情，醫生卻會運用隱私權的道德觀來打消患者的疑慮。各位可以試想，以下哪一種情況比較糟糕呢?是揭露出有人被迫販賣身體組織的故事?還是讓掮客不受約束地掌控器官的供應?如果醫生與掮客同時扮演賺取利潤的中間人與醫療服務提供商的話，這種情況顯然會產生利益衝突。匿名的做法會讓供應鏈完全受到掌控，為敲詐和犯罪活動提供了完美的掩護。

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起，學者和新聞工作者就注意到，對於移植用器官的需求，近乎一種新形態的食人主義。過去20年來，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人類學家南茜&iddot;薛柏-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絕大多數時間都在研究及揭露國際器官網的偽善作為。2000年，她發表劃時代的《全球人體器官交易》(the global traffic huan ans)一文，直指人體器官的交易是透過伊朗的國家資助方案，從巴西貧民區、南非棚戶區、印度貧民窟等地開採人體器官。

然而，她最深刻的洞察力並非在於記載器官販運的規模，而是針對人們堅若磐石的看法提出了質疑‐‐大家對於器官短缺的性質原本就抱持著一定的成見。她認為，市場對器官的需求永無止盡，就表示我們在有限的生命面前，展露出醫學上的傲慢。她說，醫學界畫出美好的大餅，向患者保證說：&ldo;運用別人的器官，就有可能史無前例地無限延長壽命。&rdo;醫生告訴即將死亡的患者，唯一能救活性命的方式，就是接受運作正常的肝臟或腎臟，取代自身體內的衰竭臟器，導致移植名單(例如美國聯邦器官共享網路不斷更新的移植名單)愈來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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