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頁(第1/2 頁)

撫循失職之民，翦滅功臣，輯和外國，削弱同姓諸王，皆所以使秩序不亂，民遂其生者也。然僅能維持見狀而已，自晚周以來，眾共謂當改正之事，未之能改也。此乃天下初定，有所未皇雲爾，固非渭其不當改。治安既久，不復樂以故步自封，終必有起而正之者，則漢武帝其人矣。

自晚周以來，眾共謂當改正者何事乎？人民之生計其首也。當封建全盛之世，井田之制猶存；工業之大者，皆屬官營；商人則公家管理之甚嚴；除有土之君，食租衣稅，富厚與民懸絕外，其餘固無大不均。至東周以後，小康之世之遺規，亦且廢墜，則大不然矣。董仲舒說武帝曰：&ldo;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裡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rdo;晁錯說文帝曰：&ldo;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rdo;皆見《漢書&iddot;食貨志》。蓋自地狹人稠，耕地不給以來，阡陌開而井田之制，稍以破壞，於是私租起而田可賣買。有財勢者乘機兼併，乃生所謂田連阡陌之家。至於山林川澤，則初由人君加以封禁，後遂或以賞賜，或取貢稅，畀之能事經營之人，於是田以外之土地，亦變公為私矣。文明程度愈高，則分工愈密。《貨殖列傳》列舉末業，微至販脂、賣醬，猶可以財雄一方，況其大焉者乎？董仲舒對策曰：&ldo;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rdo;緬懷&ldo;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rdo;，引&ldo;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rdo;以明之。深訾當時&ldo;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rdo;之徒，&ldo;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rdo;。《漢書》本傳。案《漢書&iddot;張安世傳》，載其&ldo;貴為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rdo;，即仲舒之所指斥者也。然則封君、地主苞田連阡陌及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者。工商，漢世所謂商人，實兼苞農工業家，如煮鹽、開礦、種樹皆農業，冶鑄實工業是也。以皆自行販賣，當時通稱為商人。競肆攘奪，平民復何以自存哉？《史記&iddot;平準書》述武帝初年富庶情形，見第二章第三節。而繼之曰：&ldo;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暴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rdo;夫果人給家足，誰肯為人所兼併？又誰能兼併人？奢儉以相形而見，果其養生送死之奉，無大差殊，論者又何至疾首蹙，群以奢侈為患哉？然則《平準書》之所云，特通計全國之富，有加於前，實非真人給家足。分財不均，富者雖有餘於前，貧者之蹙然不可終日如故也。制民之產之規，制節謹度之道，蕩然無存，闕焉不講者，固已久矣。

次於生計者為教化。賈誼上疏陳政事曰：&ldo;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