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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言之，社會有兩種：有能以人力控制者，有不然者。立乎今日以觀往古，能以人力控制者，蓋惟孔子所謂大同之世為然。小康之世，則承其遺緒者也。自小康之治雲遙，凡事一任其遷流之所至，遂成為各自為謀，弱肉強食之世界矣。欲正其本，非劃除黨類（class）不可，此固非漢人所知。而既有黨類，即利害相反，而終無以幾於郅治，又非漢人之所知也。其爭欲以吾欲云云之策，謀改革之方也，亦宜矣。

以上就國內言之也。若言國外，則異民族林立，上焉者宜有以教化之，使之偕進於禮義，下焉者亦宜有以懾服之，使不為我患，此亦當時之人，以為當務之急者也。《史記&iddot;律書》曰：&ldo;高祖有天下，三邊外叛，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厄，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徵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兇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1)今未能銷巨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邊。&rdo;此可見秦皇、漢武之開邊，亦非其一人所為也。語曰：英雄造時勢，時勢亦造英雄。時勢造英雄，屢見之矣，英雄造時勢，則未之聞。所謂英雄，皆不過為一時風氣之所鼓動而已矣。

第二節　儒術之興

中國自漢以後，儒術盛行，其事實始於武帝，此人人能言之。然武帝非真知儒術之人也。武帝之侈宮室，樂巡遊，事四夷，無一不與儒家之道相背。其封禪及起明堂，則惑於神仙家言耳，非行儒家之學也。然儒術卒以武帝之提倡而盛行，何哉？則所謂風氣既成，受其鼓動而不自知也。

《漢書&iddot;武帝本紀》：建元元年，冬，十二月，詔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此與後來之立《五經》博士，建元五年。為置弟子元朔五年。同其功。利祿之途，一開一塞，實儒術興盛之大原因也。(2)而武帝於其元年行之，《贊》所由美其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也。《董仲舒傳》雲：&ldo;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rdo;案本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仲舒對策，事在五月，而十一月已舉孝廉，則不得雲仲舒發之。《通鑑》乃係其事於建元元年，雲不知在何時，惟建元元年舉賢良著於紀，故系之。又疑紀言是年十一月初舉孝廉為誤。見《考異》。後人並有謂仲舒對策，實在建元元年者。然《封禪書》謂建元六年竇大後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3)《漢書&iddot;郊祀志》無此四字，蓋為鈔胥所刪，昔人鈔書，隨手刪節處甚多。自唐以前，《漢書》之傳習，較《史記》為廣，故其見刪節亦較甚。《史》、《漢》相同處，《漢書》辭句，率較《史記》為簡由此。後人謂盂堅有意為之，據之以言文字，則大繆矣。古人著書，襲前人處，率皆直錄，事有異同，亦不刪定，如《漢書&iddot;陳勝傳》襲《史記》至今血食之文是也。何暇刪節虛字邪？則弘之見擢，確在元光元年。紀言弘事不誤，其言仲舒事不誤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