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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之言雖是一篇理論性的空話，可是早已蓄勢待發的楊度等帝制派政客們，卻撿到雞毛當令箭，就乘勢拉開幃幕，正式搞起公開的帝制運動來了。那個全部負責推動帝制運動的「籌安會」表面上是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由楊度等六個文人發起組織的，事實是其來有自。上篇曾提過，袁世凱在改變民國官制時，司馬眧之心，固已路人皆見。而楊度等帝制派人物動念之時，似亦不在袁氏之後。袁氏之行為，甚或即出諸楊度等政客之策畫也。

根據史料推測，我們大致可說，袁楊的勾結或在二次革命期中也。其後縱在對日二十一條交涉最緊張的高潮期，他們也沒有停止活動。楊撰「君憲救國論」就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中旬執筆的，此篇顯然是出於帝制派之集體策動，甚或出於袁之授意，時在古德諾的「共和與君主論」出現的三個月之前也（古文撰於七月底）。袁氏批閱楊文之後，大為欣賞，乃援筆親書「曠代逸才」的條幅並製成金匾以寵之。那時中國的崇洋的風氣極重，他二人可能自覺楊度的學術分量不夠，近地胡椒不辣，美國和尚好念經，古德諾又自視甚高而不知牌底，才決定利用古德諾。君子可以欺以其方。古氏在袁總統禮賢下士的恭請之下，天真的（ naively ）大掉其書袋，就上當了。本是象牙塔中人，要不甘寂寞下海從政，可不慎哉？其實當時替帝制派捧場的「遠地和尚」，不只古德諾一人也。那位日本政治顧問有賀長雄的作風就更是肉麻了。他不但甘願作袁氏的蘇秦、張儀，到日本去替帝制派活動，他甚至對袁皇上自稱「外臣」呢。（見一九五四年臺灣版，「袁世凱竊國記」，頁二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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