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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受苦受難百餘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個新的政治社會體制之建立,除舊布新,完成一個適合自己的定型,不斷改進實踐,非兩三百年不為功,哪可一蹴而幾。這就是筆者所要說的歷史三峽了。三峽過盡,實驗告終;國有定型,民有共識,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們就可以瞭解民國初年那些要幫袁世凱做皇帝的「封建殘餘」,居然能以「六君子」頭銜,來招搖過市,實在是也有他們的群眾基礎,和實際需要的。只是「人間無水不東流」,中國近現代史之走向「共和政體」的「民治時代」,已經是個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是不能掉頭的。民國搞得再糟,歷史方向是無法改變的,這場陣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時代」這個嬰兒,遲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為時過早,見不及此,誤以為民國永遠不如大清,而要恢復帝制,那就大錯特錯了。
「六君子」解剖
楊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論「現代學識」,由於時代設限,原是個二百五,但其人品瀟灑,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時,即頗有才名,也是個極孚眾望的學生領袖。與黃興等兩湖革命青年交往彌深;中山亦甚為器重。他雖薄革命而不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選擇,對他既不相強,亦不敵視,二次革命後,他投入袁氏陣營,主張帝制,雖不無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屬投機而毫無個人之政治信念也。楊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經周恩來之介紹,加入第三國際為共產黨,亦不能以投機目之。因中共此時在四處喊打聲中,已躲入地下,實在無機可投也。楊氏為一轉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制途中發現自己錯誤之後,一朝頓悟,又覺得共產主義才是救國之道也。在歷史三峽激流之中,看不出歷史的方向而隨波逐流者,又豈止於楊度這個活動分子哉?時代使然也。
至於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則原是同盟會骨幹,辛亥前後為共和革命而擁戴孫公,衝鋒陷陣,亦嘗出生入死。如今搖身一變,擁袁稱帝,可能也是對共和政體失望,窮而思變的結果。革命陣營中之中庸黨人,亦未嘗疾言厲色,目之為「反骨仔」也。若論嚴復與劉師培,那時更是當時學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嚴復為民國時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胡適之之前輩也。他在學術界的地位,筆者所論已多,在今後文化篇中,仍當續論之。其影響實未可卒測也。有人曾說,嚴本無心佐袁稱帝,渠之列名籌安會為楊度肆意為之,初未獲嚴之首肯。然嚴對帝制說初無反感,則可定論。否則帝制失敗後,嚴亦不會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劉師培更是國學泰斗,與太炎齊名,黃侃之業師也。早年留學日本時,曾加入同盟會,回國後曾為端方的幕僚,然未廢所學也。劉師培(一名光漢)為辛亥革命動亂期中,臨時大總統孫文曾通令全軍,一致護衛的國家級之國學大師也。若說這些人都是為著個人利祿來擁袁稱帝,終難令人心服口服也。相反的,袁本對做皇帝沒信心,且曾一再表白無稱帝野心,然袁某最後還是購買龍袍違誓下海者,可能也是受了嚴復、劉師培等一級的文化大師們,參加勸進的影響。據袁的心腹傳言,袁聞嚴復亦參加籌安會表示極為歡悅云云。【見上引李新書,頁五七一,轉引自「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抄」,載「學衡」十期】朋友,人總是人嘛。「做皇帝」何人不想?老兄,坦白點。你不想?我不想?你我都想,那隻好去煮黃粱作夢。但是已在做皇帝邊緣的人物,他們的想與不想,就在一念之間了。
又想、又怕,又預設、又否認
袁之稱帝雖早有此心,已如上節所述。但是袁世凱也是個最成熟的政客。「做皇帝」的誘惑力雖大,為個人利害著想,事到臨頭,權衡輕重,他也既想著,又怕著。當他的第一號心腹愛將、時任江蘇將軍的馮國璋於年六月二十二日覲見袁氏,問及帝制